阿尔巴尼亚社会党2005年大选失利原因分析

阿尔巴尼亚社会党2005年大选失利原因分析

孔寒冰、项佐涛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3期 2011年01月12日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在东欧的政治发展中，由原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主义政党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多党制的舞台上时沉时浮。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1997年和2001年两次赢得大选，在执政期间也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局势的相对稳定，但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连续执政八年的社会党还是败给了民主党。分析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下台的原因，有助于认识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曲折性，也有助于正确估价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民主党； 2005年大选

　　【作者简介】孔寒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项佐 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1； 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6) 03—0075—08

　　阿尔巴尼亚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阿尔巴尼亚曾是中苏论战中唯一支持中国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为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往日被誉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近况如何呢?曾是中共兄弟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命运又怎样呢?

一

　　1989年，东欧剧变的浪潮席卷了阿尔巴尼亚。执政的劳动党于1990年提出向多党制过渡。1991年3月，举行了第一次多党制议会选举，劳动党获胜。同年6月，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法托斯·纳诺(Fatos Nano)当选为党的主席。在政治倾向上，社会党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它在指导思想上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代之以社会民主主义；在党的性质上，宣称自己是全民的党，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在社会政策上，强调自己是一个改革的党，主张通过学习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在分阶段、分步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础上，提高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3月，社会党在大选中败给民主党，沦为在野党。1996年，阿尔巴尼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国内政局严重动荡。在以社会党为首的反对阵营的压力下，民主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在1997年提前举行大选。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155个议席中的118个议席，重新成为执政党。然而，大选后全国各地冲突和暴乱不断，社会局势的动荡迫使社会党三次改变政府总理人选。①2001年，社会党再次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并继续执政。在此期间，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0·2%， 1998—2004年则分别为12·7%、10·1%、7·3%、7·0%、3·4%、6·%和5·9%；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抑制， 1997年的通胀率高达42·1%，而1998—2004年则降为8·7%、-1·0%、4·2%、3·5%、1·7%、3·3%和2·2%。2002年后，阿尔巴尼亚政局也出现了剧变后少有的稳定局面，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协调下，社会党与民主党结束了长期敌对的状态，全国各地的暴乱与冲突也逐渐平息。2002年，在两党协商下退役军人阿尔弗雷德·莫伊休(Alfred Moisiu)当选为阿尔巴尼亚总统； 2003年，在双方的妥协和退让下，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在2003年的地方选举中，虽然个别地方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整个选举过程井然有序。

　　2005年7月3日，阿尔巴尼亚再次举行大选。来自27个政党和4个政治联盟的2800多名候选人及独立候选人参加140个议席的角逐。全国285万合法选民在全国100个选区的4700多个投票站投票，投票过程持续了12个小时。根据2005年修订的《选举法》，议会140个议席由两部分产生：其中100个席位从1230名候选人中按照多数制原则直接选出，另外40个席位则根据比例制从各政党和政治联盟中产生，其中在多数制选举中得票率少于2·5%的党、4%的联盟不得参与比例制分配。[1]选举的结果是：社会党仅获得42席，以14席之差败给了民主党，丧失了组阁权。对比社会党执政8年所取得的成就，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这 次大选的结果“出乎意料”。[2](p8)为什么社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执政业绩，反而在大选中失利?

二

　　经济形势的恶化是许多政党在大选中失利的重要原因，但在社会党执政期间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 2001年至2004年分别是45·75、47·20、49·65、61·10亿欧元，平均涨幅为5·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1年的1488欧元增长到2004年的1954欧元，平均涨幅为12·7%。从数字上看，社会党应当说是递交了一份相当好的答卷。可是，阿尔巴尼亚选民似乎并不买社会党的账，经济的增长，并未给社会 党带来选票的增加。之所以如此，根据阿尔巴尼亚政治科学协会的民意调查，有73·7%的选民认为一年来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

　　数字与实际总是存在着偏差，选民看重的是社会的真实变化，而不是单纯的数字。表面上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阿尔巴尼亚选民带来多大的实惠。与大部分东欧转型国家一样，阿尔巴尼亚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也产生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1992—1996年，执政的民主党将国有企业大规模转为私有的同时，也把大量国有企业的员工推向失业的边缘。私营企业主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大量裁员的同时，又以裁员相威胁降低在职员工的工资和福 利。只是由于政府采取了鼓励高息集资的方式，刺激经济的发展，才使失业问题在1997年以前没有显露出来。1997年，高息集资催生的经济泡沫崩溃后，失业风暴骤然爆发，并成为一直困扰阿尔巴尼亚的难愈之症。虽然社会党上台后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但是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绝大多数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力素质并不高，因此难以满足大型企业的需要，而缓慢发展的中小企业又不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市场。目前，约有一半的成年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2001—2004年的就业率显示， 在15-64岁的年龄段就业率只有52%左右(见表1)。

表1 2001—2004年阿尔巴尼亚的就业率

　　资料来源： Eupopean Commission，“Albania 2005 Progress Report”， Brussels， November9 ， 2005 (SEC(2005) 1421)·

　　对于阿尔巴尼亚这个不发达国家来说，政府很难为这么多的失业者提供有效的生活保障。因此，大面积的失业造成了贫困人口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在首都地拉那贫困人口就占总人口的17·8%，其中有2·3%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在其他市区这两项指标则为20·1%和4·8%；在乡村则高达29·6%和5·2%。[3]2006年上半年，阿尔巴尼亚有77·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日消费支出不足1美元，占其总人口的1/4。国际社会，如欧盟、世界银行、世界人权组织对阿尔巴尼亚的贫困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4]

　　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摆脱贫困的困扰，成为普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些方面，社会党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令他们满意。民意调查表明， 29%的选民则认为失业是社会党执政期间阿尔巴尼亚最大的问题，有17·1%的选民则认为是贫困问题。严重的失业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困使社会党失去了普通选民信任，也就失去了他们的选票。

三

　　阿尔巴尼亚选民对社会党执政四年最不满意之处就是严重的腐败。与其他东欧转型国家一样，阿尔巴尼亚在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政治上也向多党制、权力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变。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互相制约，彼此促进。两者关系处理得好，步调一致，转轨的道路便会平坦些，易取得成就；两者关系处理不好，步调不协调，转轨过程便会出现挫折，甚至失败。在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和社会党对两者关系协调得都不好，在政治上突出表现为伴随着经济私有化，权钱交易盛行，腐败蔓延。私有化的受益者总是希望通过政府权力巩固既得利益并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产生了金钱向权力的靠拢；政府权力也总是希望通过富人的支持来稳固政权，导致了权力向金钱的靠拢。在政治实践中两者又是合一的，政府官员利用手中职权成为富人，富人利用金钱成为官员。

　　最初，民主党奉行以私有化促进市场化的政策，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不强，大部分官员利用手中职权牟取私利，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1992—1996年，在贝里沙政府的支持下，在阿尔巴尼亚境内成立了许多“快速致富”的投资公司或基金会，利用高利率来骗取人们的投资，而金融投机者和政府官员便从中牟取暴利。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方式虽然造成了短期的经济繁荣，却潜藏着巨大隐患，终于在1996年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民主党不得不引咎辞职。[5]

　　社会党上台后把防治腐败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试图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及与国际反腐组织和机构合作，在法律框架和国际框架内解决腐败问题。一些与反对腐败相关的法律被通过和重新修订，通过了《行使公共职权时防止利益冲突法》(Law onthe Prevention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exercise of Public Functions)，重新修订了《公务员法》(Civil Service Law)和《公共管理道德规范法》(Law on Rules of Ethic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社会党政府还通过增加最高检查委员会监察员的数量来加强监察力度，并采取“规则之内的命令”(Order within Order)等措施防止警察腐败。另一方面，社会党政府积极与国际反腐组织和机构合作， 2001年批准了《关于腐败的民法条约》(Civil Law Convention on Corruption)和《关于腐败的犯罪法条约》(Criminal Law Con-vention on Corruption)， 2002年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rime，其中包含防治腐败的条款)，即《巴勒莫条约》(Palermo Convention)， 2003年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 Anticorrup-tion Convention)。同时，社会党政府还积极与“反腐败监督组织”合作(Anti—Corrup-tion Monitoring Group)，加入了“欧洲反贪污国家集团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Groupof States against Corruption)。然而，法律的效力只有通过落实才能体现出来，国际组织的介入只有通过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才能起作用。在实践中，反腐败法律大都贯彻不 利，国际组织的工作也因种种原因受阻，阿尔巴尼亚的反腐成效很有限[6]，权钱交易之风在社会党政府内也逐渐蔓延开来。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报告， 2001年以后阿尔巴尼亚的年度廉洁排名骤降， 2002年为81位， 2003为92位， 2004年为108位。[7]大选后的民意调查表明，有77·9%的选民认为政府官员非常腐败。

　　腐败既钻了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的空子，也严重阻碍了新制度的完善。由于权力过多地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了不是市场配置资源而是权力配置资源的现象，市场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市场的公正性和开放性也得不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政府也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抑制市场经济弊端所造成的贫富分化，保护弱势群体。一旦政府权力遭到腐败现象的侵蚀，它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执政党得不到选民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高失业率和腐败所产生的普通民众对社会党的失望固然是社会党下台的重要原因，却不是其全部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分裂。

　　2001年，社会党虽然赢得了大选，但在总理人选却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社会党的分裂。前社会党主席纳诺支持前财政部长阿尔本·马拉吉(Arben Malaj)取代 前总理梅塔出任新政府总理，然而遭到了梅塔及其追随者的强烈反对。社会党因而分成了以纳诺为首和以梅塔为首的两大阵营。8月21日，社会党总指导委员会(GeneralSteering Committee)就总理人选进行秘密投票，梅塔以84票对29票的绝对优势击败马拉吉，成为新一任总理。梅塔的胜利不但没有平息两派的争论，反而使分歧愈演愈烈。纳诺先是指控新政府官员走私毒品、获取暴利，接着又以贪污和滥用职权为由谴责梅塔政府的四位部长，并最终导致四位部长辞职。与此同时，在纳诺的鼓动下，议会对于梅塔提出的新部长人选不予批准，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运作。2002年1月30日，梅塔宣布辞职。在宣布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梅塔对纳诺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2002年7月，纳诺出任总理，梅塔及其支持者则对纳诺政府的工作采取了不支持甚至敌对的态度。2003年12月12—13日，社会党进行主席选举，纳诺击败梅塔支持的梅达尼(Meidani)再次连任。纳诺获胜后对梅塔采取了孤立和边缘化的政策，这加剧了梅塔等人的分离倾向。2004年6月12日，梅塔宣布成立社会主义统一运动(Socialist Move-ment for Integration)，号召全体社会党成员抵制纳诺的独裁行为。2004年秋，梅塔率领九名议员从社会党分离，成立了社会主义统一运动。

　　社会党内部分裂最严重的后果是失去了部分南部氏族(Clans)选民的支持②。阿尔巴尼亚剧变后，社会党与民主党的选民大体以什昆比尼河(Shkumbin River)为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状态，南部是社会党的基地，北部则为民主党的大本营。这种对峙是以氏族的对立为基础的。

　　阿尔巴尼亚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分为盖格人(Gegs)和托斯克人(Tosks)两大群体。盖格人生活在阿北部的贫瘠的山区，与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为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盖格人比较封闭、守旧，是阿尔巴尼亚保守势力的支持者。在1945年之前，盖格人一直主导着阿政治生活。托斯克人生活在海岸沿线的平原 上，与希腊人为邻，与意大利人隔海相望。开放的生活环境使托斯克人比盖格人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意大利和希腊把民主思想引入阿尔巴尼亚，成为阿第一批民主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托斯克人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强支持者，也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坚决支持者。[8](pp9—10)霍查统治期间，不仅国家政策向南部倾斜，政府的要员也主要由托斯克人担任(100名政治局委员中有82名来自南部， 18名来自北部和中部)。[9]

　　苏东剧变后，托斯克人和盖格人的对立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社会党阵营与民主党阵营的对立。南部托斯克人聚居地成为社会党的大本营，大部分社会党领导人出自南部；北部盖格人聚居地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大部分民主党领导人出自北部(1992~1996年社会党执政期间， 45名政府要员中有26名来自南部， 19名来自北部和中部)。[10](pp5—14)在选举中，与非氏族成员相比，氏族成员不是根据执政党的业绩来投选票，而是根据自己所在的氏族。因此，社会党和民主党各自拥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持群体。阿尔巴尼亚1996年、1997年和2001年大选都带有强烈的氏族色彩(见表2)。

表2 氏族与选举的关系

　　资料来源： Klarita G? rxhani and Arthur Schram，“Clan—Based Polarization in Transition：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www·fee·uva·nl/creed/pdffiles/clans·pdf

　　纳诺和梅塔之间的分歧使社会党在南部的根基发生动摇。在2003年的地方选举中，由于梅塔的不合作，虽然社会党在大部分行政区获得的胜利，但却失去了南部一些原本是社会党票仓的选区的支持，这些选区在2005年成为了民主党的支持者。梅塔在阿尔巴尼亚，尤其是其故乡斯克拉巴(Skrapar)拥有坚定的拥护者，他领导的社会主义统一运动获得了114 798张选票， 5个议席。在2001年大选中，梅塔还为社会党赢得了大量分散选票。在2005年大选中，由于社会主义统一运动势单力薄，没有希望成为执政党，所以一些原本支持梅塔的选民改投了民主党领袖贝里沙的票。[11]

五

　　除上述原因外，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的大选失利还有外部原因，其中欧盟的影响不可 忽视。

　　苏东剧变后，欧盟在阿尔巴尼亚转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阿体制转型的积极推动者。1991—2000年，为了帮助阿顺利实现体制转型，欧盟实施了“法尔计划”(PHARE)， 2001—2004年又实施了“卡片计划”(CARDS)，前后金额高达8·129亿欧元。③同时，欧盟国家还在阿尔巴尼亚派驻大量组织和观察员。这些组织和个人除为阿体制改革出谋划策、监督援助资金应用情况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外，还积极帮助阿尔巴尼亚培训官员，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在阿转型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从1991年起欧盟对阿尔巴尼亚还进行了大量援助，共计11·24亿欧元，涉及政治、经济、人权等方面。其中，农业援助1·2亿欧元，人权援助1·424亿欧元，食品安全援助0·165亿欧元，经济和财政事务援助0·2亿欧元，民主化改革援助0·039亿欧元，选举资助0·015亿欧元，其他援助0·069亿欧元。[4]欧盟国家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往来更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目前，欧盟国家已经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1—2004年，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占阿尔巴尼亚对外贸易的80%以上。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更具诱惑的是欧盟给予欠发达成员的优惠政策。因此，加入欧盟是阿尔巴尼亚 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1991年6月19日，阿尔巴尼亚成为欧安会的成员； 1994年2月23日，与北约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协议； 2003年1月至2004年4月，与欧盟就签署《稳定与联系协议》(Stabi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进行了六轮谈判。为了表明加入欧盟的决心，阿尔巴尼亚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民主制度和人权部(OSCE/ODIHR)积极介入阿尔巴尼亚包括改革选举条款和监督选举等方面的民主改造，以使选举程序符合欧洲标准。然而，欧盟并不满意纳诺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的工作。2004年欧洲委员会认为，阿尔巴尼亚在转型方面“进展有限”，特别是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洗钱、腐败以及在司法改革和公共行政部门改革等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事务的委员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警告说，阿尔巴尼亚如不表现出“入盟”的意志和能力，必将“落伍”。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Romano Prodi)强调，阿尔巴尼亚在改革方面虽有进展，但还远远不够，阿尔巴尼亚“入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12]2004年，欧盟宣布停止与纳诺政府关于《稳定与联系协议》的谈判。2005年大选为重启阿尔巴尼亚入盟谈判带来了新的契机。是年4月15日，欧盟驻阿大使萨兹曼(Saltzman)在大选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2005年的阿尔巴尼亚大选成功与否对阿入盟谈判至关重要，欧盟希望阿议会选举能根据国际标准正常举行，这会使欧盟国家的领导人相信阿有资格继续进行入盟谈判。[13]社会党在先前与欧盟谈判的过程中难以令人满意的表现，无疑降低了选民对它的信心。

　　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是深刻的，也是共性的。在社会转型期，任何一个东欧社会主义政党都会面临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私有化改革与防止官员腐败、利益分化与党内团结、独立自主与回归欧洲之间的关系。上述问题处理得好，政党就会赢得选民的支持，上台执政；反之，就会下台。多党竞争机制对任何正政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没有永久的赢家，也没有永久的败者。社会党的下台是多党竞争的正常结果，是它在探索本国社会转型方式过程中曲折的一笔。目前，社会党依旧是阿尔巴尼亚议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议席中30%的席位表明它仍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年轻的拉玛成为社会党新领袖更为社会党注入了新的活力。只要认真总结大选失利的教训，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下一届大选中仍有很大的获胜机会。

　　参考文献:

　　[1]Jan Hugo Holtan，“The republic of Albania： Parliamentary Election July 2005”， NORDEM Report6/2006·http://www·humanrights·uio·no/forskning/publ/nr/2006/0606·pdf 2006—6—23·

　　[2]“Albania election earns partial endorsement KERIN HOPE”， Financial Times， Jul 5，2005·

　　[3]Ahmet Man? ellari and Sybi Hida ，“Macroeconomic Policy Choice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ation：The Case of Albania”， Tirana， May 2005·

　　[4]Centre for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Euro·Mediterranean Region，“Albania：Ad-ministrative Reform， Innovation and Maintenance， 2005”·http://www·caimed·org 2006—6—15·

　　[5]孔寒冰：《从示威到暴乱：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动荡》，《国际政治简讯》第17期(1997年4月3日)。

　　[6]Eupopean Commission，“Albania 2005 Progress Report”， Brussels， November9 ， 2005(SEC (2005) 1421)·

　　[7]透明国际公布的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年度报告。www·transparency·org 2006—6—18·

　　[8]Elez Biberaj， Albania ： a socialist maverick， Westview Press， 1990·

　　[9]Klarita G? rxhani and Arthur Schram，“Clan—Based Polarization in Transition：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www·fee·uva·nl/creed/pdffiles/clans·pdf 2006—6—23

　　[10]Klarita G? rxhani and Arthur Schram，“Albanian Political—Economics： Consequences of a Clan Culture”， Journal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volume 4， 2000·

　　[11] http://www·cec·org·al/2004/Zgjedhejekuvendfiles/Rez—zgjedhje2005/rezultatet%20100%20zona/buletini·htm 2006—6—23·

　　[12]“Albania politics： Enough will to reform?”EIU ViewsWire， Jun 8， 2004· [13]http：//gb·chinabroadcast·cn/7383/2005/04/16/664@517428·htm2006—6—23； Al-so see，“Albania politics： Cleaner elections at the EU’s request”， EIU ViewsWire，Aug13， 2004·

　　(责任编辑：马风书)

　　注释：

　　①即1997年的纳诺政府、1998年的马伊科(Pandeli Majko)政府和1999年的艾利尔·梅塔(Ilir Meta)政府。

　　②氏族是介于利益集团和种族之间的一种特殊集团，它指的是通过血统、文化、宗教、人种、语言和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氏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要比利益集团成员间的联系强，但是要比民族成员间的联系弱。利益集团根据政党取悦于他们的政策而投票，种族成员则只根据民族认同投票，氏族成员则即考虑到取悦他们的政策也考虑到政党的种族背景。

　　③“法尔计划”(PHARE)又名“灯塔计划”，为1989—1999年欧盟启动的对中东欧国家的财政援助计划，每年拨款33亿欧元，主要用于支持中东欧国家提高体制建设能力的项目。“卡片计划”(CARDS)，为2000—2006年欧盟启动的稳定与联系进程的一个配套措施，欧盟计划向5国提供46亿欧元，用于投资、制度建设以及其他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