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香港怎样成为“一带一路”主要集资融资平台

主持人：我们不得不去正视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频频的听到香港守城有余，但是创新不足。对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个评论好像不高。

梁海明：过去三四十年，每隔几年香港经济社会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波动。我们可以数一数。首先是2014年的年底，香港的社会出现了一些混乱;2008年出现的环球金融危机，冲击了香港的金融市场;2003年发生了非典，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经济民生;199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又冲击了香港;过去这三四十年，你就会发现，香港每隔七、九年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出现问题之后，经过两三年的调整，它又会重新起飞，我们说这是香港的宿命。这是第一个历史的发展规律。

第二个，香港未来包括这一两年都在大力的发展离岸贸易。所谓的离岸贸易就是总部在香港，他们通过对外投资，投资欧洲，投资拉丁美洲，投资东南亚等等一些区域，把那里的利润然后带回到香港。例如力帆集团，在全球各地六、七十个国家，他们都设有厂。例如我要造一双鞋子，我就会通过全球配制，哪里的鞋底比较便宜，哪里的皮比较便宜，然后把组装放在某个地方，通过哪个厂来组装，运到给订单的过程，哪里最近。通过电脑配制，按照最省钱，最快速，最便捷，地理最近的,交通最方便的方式运到那里，就节省了很大的成本。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供应链管理的枢纽的中心。

主持人：这也是一种创新。

梁海明：这也是一种创新。另外，离岸贸易，就有点像李嘉诚，他是投资欧洲的企业以后把投资所赚的钱，所收入的利润，他们就汇回来，带回来香港，因为香港的税很低。这种情况下，会为香港创造一个大的财务，而这种趋势，我们中国内地的舆论就说，李嘉诚是撤资。但，在香港人看来，李嘉诚是打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未来香港的越来越多的一些企业，尤其是大的企业，他们会逐步往这一块发展，把香港建成一个新的亚洲的贸易中心，甚至是全球的供应链的管理中心，或者管理枢纽。

方乐迪：我觉得梁老师提到的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关注，内地有一个新常态，那么香港的新常态是什么，梁老师就对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很好的提示。其实像这种理解，包括撤资也好，应该一面两体来看运作的模式。其实像香港这几年一直也在诟病，说它传统的模式要创新，不能依赖于金融，这种方式无疑就是一种打开局面的抓手。

主持人：面对着“一带一路”这样大的宏观经济合作倡议，您认为香港在这个时期能不能担起发挥重要作用的角色?

梁海明：特区政府可能在“一带一路”上，他们可做的东西就不大多，或者把路扩宽一点，更多的是在企业方面如何去操作。企业方面在操作上确实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操作的空间。例如，前几天我去了香港的工业总会那里调研，很多外国的商家，包括外国的一些财政部，或者商务部的官员，甚至部长，他们去拜访香港的工业总会，或者是香港其他的商会，他们就想希望通过这个商会，帮他们打开中国的市场。第二，是通过这个商会更好的向中国内地的企业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还有一些投资的项目。就把香港当成中介的角色，所以特首说超级中介人，这个角色香港的未来可能会发挥的更加的好。因为很多沿线的国家，“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也就我们所称的丝路国家，他们对中国内地的了解是远远不如香港多的，而中国内地对世界了解又远远不够香港丰富。这种情况下，香港这种特殊的地位，特殊的角色中就能带动双方的更好的了解，去接触。中国的企业(需注意)完全可以和香港的企业一起结合，再加上一些基金，加上一些投融资的机构，这样无论是量产也好，项目也好，人才也好都足够了。大家再一起走出去，这样可能就会减少很多风险，也减轻一些走出去的成本。

主持人：其实对于香港，这个中国内地面向世界的一个中转站或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认知的，那么乐迪怎么看，香港中转站或者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方乐迪：梁老师提到官员层面，其实香港有两个官员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一位是香港的财爷曾俊华，他之前提到过，香港在“一带一路”当中，可以扮演三个角色。第一个是支持者，第二个是中介，第三个是投资管理者。“财爷”就说，我们香港这边有两万亿的美元管理，还有一万多亿的人民币，这个东西是可以投入到整个丝绸之路的运作当中。当然还有支持者，有这么多的金融服务人才，其实这也是“一带一路”当中很需要的。还有在于中介，成如梁老师所言，就是商人，比中国内地商人走出去的时间要长，所以他们所积攒的人脉，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中国内地的商人去弯道超车，或者踩在香港商人的肩膀上一起腾飞。

主持人：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政策可能是一个先行者，先是政策上的沟通，但最终的实践者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企业。所以，两位认为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走出去，如何能够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的更顺，更远，而且还能够赢得更好的发展?

梁海明：有两种企业他们是愿意走出去，也是一直想走出去的。第一种，就是他们面临的“三荒二高”，就觉得在中国国内实在没办法办下去了，“三荒二高”，就是人荒，钱荒，电荒，请不到工人，自己的资金又出现问题，又老是停电。二高，就是老成本，高税率，税收增高了，然后工人成本，水电都高了，就觉得在国内发展不下去，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二种可以走出去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央企，或者是特大型的民企。

主持人：听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是国内的企业所面临着“三荒两高”的情况，被迫走出去，而另外一种确实因为自身强大了，有能力主动的去扩展海外的市场。乐迪怎么看，梁老师刚才的观点。

方乐迪：目前很多人会说，要把过剩产能走出去，这个观点其实很不友好。而且，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过剩产能才不一定能走出去，只有优质的产能才能走出去。单纯就“一带一路”国家来分析，以中亚这条线来走，其实大部分国家，在高腐败上都是榜上有名的，这就意味着进入这些市场，会面临着很高的一个政策风险。那么这个风险一般所谓有过剩产能的企业，是很难承担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想立足长远，真正打下基础，就是央企或者质量较高的民企，更适合进入这些中亚，“一带一路”类似于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在投资“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其实我觉得切忌的两点是什么，第一个钱必须归我赚，第二个，都是为我好。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想法，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在投资的时候，着急赚所有的钱，反而就是没有战略眼光。所以我认为在投资“一带一路”这么一个长线的规划当中，其实更应该利于长远，要考虑战略投资，要舍得赔钱。这个时候，这些企业能在当地打下基础。

主持人：所以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这个倡议的倡导国，其实心态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是我们不要的才给你，而是结合当地情况，你们需要，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能力给你，所以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

梁海明：香港走出去可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把中国的美食走出去，我甚至提议说，孔子学院未来应该改成孔子食堂，我有一个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5万美元或者以上，他们的产品，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饮食走出去，是比较的顺畅。因为你的国家这种GDP达到这个总量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就会认为你这个国家可能经济好了，开始对你产生一些崇拜，一些向往。这样你的产品走出去，尤其是饮食方面走出去，他们就觉得吃你的这个国家的实物，可能会更多的觉得高大上。

所以中国以后的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可能要考虑把这个饮食，美食走出去，而香港在这一方面是做的非常成功。以后可以通过香港，再把一些菜系，不仅仅是潮州菜，或者是粤菜，或者生猛海鲜，把更多的菜系通过香港的包装，由香港的带动效应，慢慢的再走向国际，以后，孔子学院可能就不仅仅宣传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还能进一步宣传中国的美食。我一直认为美食是一种国际语言。

主持人：您从更加具体的一个产业方面给我们展示了香港的优势。

梁海明：以后如果大家都依赖上中国食品，某一天打仗的时候，中国餐馆关门，不送外卖，那其他国家还打什么。都没有菜吃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美食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我吃了你的寿司，你让我恨你我也恨不起来，没吃的恨，吃的时候觉得很挺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