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一带一路不可忽视捕捉国际趋势

新年伊始，从环球股市、汇市到大宗商品震荡一浪接一浪。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不但已严重冲击了不少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经济，也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若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会否影响我国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对此，除了研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军事安全、国别研究和投资风险等领域之外，我认为，未来可能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以适应最新的国际趋势，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其一，应加强对国际经济未来趋势的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若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到底只有我国产能过剩，还是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产能过剩？若国际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尚未复兴或复苏，导致对外需求减少，必将影响我国希望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价值链重构的计划。因此，正确研判国际经济未来趋势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过去环球金融危机的历史中，危机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持续期为7年，在新兴国家则是10年。依照此规律，2008年爆发环球金融危机之后，到2015年至2018年很可能是发达国家走出危机，但新兴国家仍在危机中的错配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发达国家通缩问题渐渐缓解，新兴国家通缩问题仍陷困境，由于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已强于发达国家，这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增长水平较低，各国对外需求也较难有普遍上涨的动力。

那么，环球的经济究竟何时才能开始真正复苏，国际市场的需求何时才能开始上涨，什么时候、什么领域才是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好时机和选择？这就需要我国加强国际经济未来趋势的研究，找出一个可供选择，能够互利互惠的方案和时间点。

此外，随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几年GDP6.5%至7%的增速可能会成为新常态，如何用国际社会易以理解的方式，及拿出有理有据，深具说服力的解释，来令国际社会适应这一新常态，全面掌握我国经济变化，对我国的发展仍保持信心，以及如何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信我国经济增速虽放缓，但仍有实力、仍有能力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做好经济领域的对外传播，打好国际信心站，以释开各国的疑惑，这也是未来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也要面临的课题。

其二，应加强对国际金融趋势的研究。

虽然不少发达国家逃离环球金融危机的泥坑，经济开始复苏，但诸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靠量化宽松（QE）政策来实现的。这种大印钞票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下，经济的增长势头不少只是“虚火”，而且资产泡沫容易越胀越大，一旦泡沫破灭则可能导致爆发金融危机。

尤其是在当前由美元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财金政策、金融机构业务过度同质化，实际上是扩大了风险的相关性，也增大了整个系统的脆弱性。虽然每个政府的财金政策、个体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假设是一样的，但如果这些假设的风险被证明是错误的话，整个金融系统都会受到感染。未来数年内会否再度引发新一轮的环球金融危机，值得各界关注。

如果环球或者区域内未来又爆发金融危机，那将对我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投资的项目带来何种冲击？针对可能爆发的环球金融危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无应对预案，以将损失减至最低？这也是非常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领域。

近期人民币和港币汇率的波动，让不少企业备受汇率变动之苦。事实上，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研究也应成为“一带一路”考虑的重点。过去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货币汇率问题早已有过血的教训。如中信泰富为对冲澳大利亚元对其业务的影响，2008年曾签订多项澳大利亚元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但由于澳大利亚元汇率此后一路狂泄，导致中信泰富总损失超过100亿元。

即便是有“超人”之称的华人大企业家李嘉诚，也曾因汇率问题遭受不少损失。过去几年李嘉诚主要投资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的资产，投资额超过3200亿港元。由于正值美元低息年代，李嘉诚对外投资的融资资金也多是美元，而投资的则是欧元、英镑和澳大利亚元等非美元货币资产，但是近两年来，欧元、英镑和澳大利亚元对美元的汇率贬值都接近或超过10%，赚到的钱无论换算美元或是兑换港元，都令李嘉诚损失不少。

其三，应加强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未来走势的研究。

除了国际货币的汇率之外，“超人”李嘉诚的海外投资另一坎坷之处，就是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导致他所投资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市值曾一度蒸发超过30%。

受国际油价下跌冲击的还有前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国际油价在过去两年不断下跌，国泰航空公司由于错误判断燃油价格的跌幅，导致去年全年在燃油对冲的亏损扩大至逾70亿港元。随着国际油价继续下探，加上国泰航空的燃油对冲合约有效期至2019年，未来几年其损失有可能会继续扩大。

前车之鉴，亟需引起各界高度重视。由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先导，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共同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则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运输大通道。无论是“走廊”还是“通道”，都离不开大量使用燃油，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海陆的互联互通影响巨大，值得好好地深入探讨、研究。

综上所述，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各种新变化之下，对涉及“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细的要研究得更细致，更具有可操作性，如此才能接地气；大的要研究得更加宏观，更加具有国际视野，较为准确捕捉到国际趋势，才能有助于我国政府的相关决策及减少企业“走出去”的损失，让“一带一路”建设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

梁海明、赵磊：粤港澳应打造“一带一路”中国智谷

近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意味着我国未来将会加快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顶层设计，将从国际经济活动的积极融入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但现阶段下，我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机制创新、人才培养、规则引领等方面仍有待提高。对此，建议广东可率先通过与港澳地区合作，在广东自贸区内创建“中国智谷”，共同打造创新试验田，汇集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和金融改革试验田。

粤港澳共创“中国智谷”，打造三个试验田，不但可为我国未来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供给和制度性话语权等方面，增加实践经验和知识储备，也能争取将成功经验推广、复制至全国各地，以推动各地创新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在共同打造创新试验田方面，建议粤港澳地区可在“中国智谷”内率先共建创新企业失败后的善后机制和退场机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曾指出，“经济增长源自于更好的食谱，而不仅是煮更多东西。”罗默教授口中的“食谱”，指的就是创新，就是资源的整合与转化。创新能够形成新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环顾全球，无论是科研创新，还是创立创新企业，往往遭遇各类难题，失败多成功少。如果任凭科研创新者、创业失败者自生自灭，不但有损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也不利创业产业的良性发展。

因此，粤港澳三地政府除利用资源大力扶持创新科研、发展创新产业之外，建议更应考虑创立失败创新企业的善后机制乃至退场机制。

在设立善后机制方面，港澳业界对公司破产、公司重组和清盘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推出的创新、创业的善后配套机制，利用政府的资源为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提供公司解散、银行欠款、租税负担、员工遣散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减少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并让失败者未来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全球各地的创业经验均表明，创业失败者下次创业的成功率，通常比首次创业者成功率更高，只有更加大力支持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成功创新、创业的几率才更大。

在设立退场机制方面，广东也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资源，研究设立适合非因道德风险所致的创新、创业失败者的退场机制。事实上，一个创新理念、一件创新产品即使在广东或全国暂时被视为“失败”，也未必意味在全球范围内都不被接受、被认定是“失败”。

所以，粤港澳三地如设有退场机制，科研企业的创新理念、创新产品若暂不被内地市场认同，也可以通过港澳地区的国际资源和人脉，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推广、出售，未必不可令部分创业者和新产品起死回生。此举若能试验成功，不但有助粤港澳地区成为全国范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领跑者”，粤港澳善后机制、退场机制的设立，也有助于我国探索如何与境外乃至国外共同制定国际规则的路径。

在汇集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方面，建议粤港澳地区可在“中国智谷”内，创建高端智库建成和国际人才合作平台。对广东乃至各地而言，目前最缺乏的不是资金和项目，而是思想和人才。环顾全球，要实施科技创新、发展创新产业，上述三要素缺一不可。我们看到科研水平甚高，培育了大量优秀创新人才的法国，却由于法规、语言和货币等领域未能与国际接轨，导致国际市场拓展能力欠缺，常常沦为他国“作嫁衣裳”，由法国人创办的Criteo、Scality和eBay等国际性科技公司，纷纷远赴他国上市并落地生根，反而无力推动法国本土的创新经济。

因此，广东亟需将短板补上。临近广东的港澳地区，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科研能力、良好的教育资源，国际化的贸易与金融人才以及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的顶级科研人才，可弥补广东科研水平和培育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更可在金融、语言、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为广东创新企业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路径。

在具体合作方面，除了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研攻关、共同培育创新人才，以及可成为会展经济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载体，在资讯以及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之外，广东政府还应鼓励、支持省内科研企业在港澳设立分部，通过与港澳的多层次合作，借助港澳地区法制、语言、文化和法制教育环境等的国际化和便利化，吸引和招聘更多外国高端科研人才、顶尖大学毕业生，对内充实科研创新力量，对外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此外，我国要加强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顶层设计，更应考虑在粤港澳的新型高端智库、人才试验田内，结合广东自贸区的政策和港澳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经验和资源，积极寻索如何解决打破关税及由关税为主所形成的各种贸易壁垒，也可考虑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制定一个税务方面的“负面清单”，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沿线国家的企业，可根据这份清晰的“负面清单”到东道国投资。这份税收“负面清单”，可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实施起，经过不断完善和改善，之后再逐步延展至其他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如OECD和G20，此举不但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体现，也完全可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贸易方面的互联互通。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智谷”内创建的高端智库建成和国际人才合作平台，有助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工作环境和文化，以及避免出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的情况。

符合国际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工作环境和文化能够不断吸引人才，推动他们为共同的理念热情地付出，形成一个以强大文化支撑的、良性的、不断循环的生态系统，这不但有利于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提供试点平台，也有利于通过平台将如何更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一带一路”的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制度性话语权打造为方向，开展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的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并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经验。

在金融创新试验田方面，当前深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已箭在弦上，建议可通过利用双方既共通又互补的金融优势再向前一步，在“中国智谷”内共创一个“港深交易所”。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出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其后公布的《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中，也提出要“突出粤港澳合作”。但两份方案的相关内容均显示，两地未来的合作仍然集中在物流、航运、金融和专业服务等领域，这些内容，过去无论是CEPA、还是自贸区均已有涉及，如今在这些领域继续加强合作虽未尝不可，但略显新意不足，也较难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

因此，可考虑在“中国智谷”内，如在深圳前海地区内创立一个“港深交易所”。该交易所可考虑由港澳深三地交易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和管理，在交易平所的规则、制度和技术等设置上进行创新，当中既采用内地和香港股市现行的标准，又吸纳美国交易所或欧洲大型交易所的规则，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来创建新交易所。同时，“港深交易所”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易所进行“互联互通”，在“港深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也能在沿线国家的交易所同时上市。

该交易所的标准，既要能接地气，不可曲高和寡，又要有创新，以“不管是土猫、洋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的态度，在顾及中国现实情况的同时，汲取欧美交易所的精华，创造一个崭新的交易所。两地若能共建此新型交易所，应该是港交所、深圳前海地区所乐见，也应是双方希望促成之事。而且，未来香港、澳门、深圳、广东甚至包括全国都能在三方面大有受益。

一方面，新交易所应采取当今国际上有利于创业企业上市的条款，这将有助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前往上市，避免墙内开花墙外香。目前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市场，受限于现有的规则、制度，导致阿里巴巴、百度等大型公司转往美国上市，令人惋惜。再加上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等交易所，都计划推动类似沪港通、深港通的互联互通机制，致力横跨东亚、东盟国家及大中华市场，以抗衡中国沪深港三市联合带来的冲击，并争夺更多市场份额。新型“港深交易所”的出现，可以吸纳原本计划前往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以及已在美国上市有意回归的中国企业转往新交易所上市，这无疑可巩固和进一步发展香港、深圳的金融地位和市场份额，同时也能为深港、粤港在未来的深度融合上，探索出一个创新的合作模式。

另一方面，全新、开放的上市平台以中国为纽带，可深化各国商界的关系和经济的联系，将有助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以及促进我国进一步主动参加国际金融体系。随全球各国金融系统趋于互联互通，“金融语言”已渐成为国际共同的语言，各国民众对企业上市，股价、股市的波动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在这种“通感”面前，不同的语言、风俗、民族和国籍都不再是界限。

在中国未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领域的合作中，“港深交易所”不但可以给沿线国家的企业，以及前往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内地企业、香港企业多一个可供上市的交易所，更会增加沿线国家的民众、投资者这种“通感”，以金融语言的方式“润物细无声”般的增加与沿线国家的沟通，乃至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沟通。

采取新规则，更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港深交易所”，有助粤港澳扩大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可探索的领域将比“沪港通”及“深港通”更多。这既能为中国内地民众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积累和继续增加财富开辟新出路，也能推动我国在金融、会计和法律等众多高端服务业与国际市场全面对接、推进标准互认，甚至是推动共同制定相关行业的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促使我国真正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简而言之，粤港澳共同打造“中国智谷”，推动三个试验田的建设，不但符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要求，也是打通己学和彼学的关键，更是中国深度全球化、积极全面参与国际规则顶层设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互联互通的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