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

奥巴马班子曾经透露：在新总统就任的百日之内，会在某个重要穆斯林国家首都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按照华盛顿的“民主”标准，北约成员土耳其应该是奥巴马的首选。

但是土耳其政府新近严厉谴责以色列的加沙战争，总理埃尔多安因之在达沃斯论坛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激烈争辩后中途退场，从而成为哈马斯组织和伊朗政府同声赞扬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发展，未免减少了奥巴马选择安卡拉作为伊斯兰政策演讲地点的可能。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上台执政以来，除了在内政上的宗教化趋向，还在国际政策上偏离了面向欧洲的凯末尔主义，而开启了被美国军方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安全战略专家塔斯品纳（Taspinar）称之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的新外交路线。

与世俗泛突厥主义背道而驰

顾名思义，这是向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回归。按照埃尔多安总理外交政策顾问达甫托鲁（Davutoglu）的说法，这是为了纠正向欧美一边倒的不平衡外交，而发展土耳其的“战略纵深”。其具体内容，大致是借助于在奥斯曼帝国之下的伊斯兰文化历史，扩展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外交空间。

从历史角度和现实政治，新奥斯曼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影响不仅是大中东地区重新布局，由于它与泛突厥主义的矛盾关系，还会波及俄罗斯、中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

历史上的“奥斯曼主义”，其实原来是渲染各民族和宗教平等的政治宣传，用来维持奥斯曼帝国从巴尔干基督教地区到阿拉伯世界的统治。今天的“新奥斯曼主义”，严格说是继承奥斯曼帝国苏丹身为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哈里发，而曾经推行过的“泛伊斯兰主义”。

上世纪初年，鞑靼突厥作家艾楚拉奥鲁（Akchuraoglu）在开罗《土耳其人》报发表著名评论《三种政策》，指出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无法拯救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的唯一前途是“第三种政策”──所有突厥语族人的政治大一统。这被公认是泛突厥主义的正式宣言。

从这一角度，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变异的新奥斯曼主义，打的是穆斯林民意牌，至少在近期内与基于语言文化的世俗泛突厥主义背道而驰，因而是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有利的发展。

顺应伊斯兰民主化潮流

回顾苏联瓦解初期，在华盛顿的全力支持下，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回潮，而成为里海地区和中亚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玩家，当时土耳其总统奥塞尔(Ozal)发出豪言壮语：“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疆独”和“东突”运动此时突然强化，绝非偶然。

但是除了一些初步成就，特别是阿塞拜疆和中亚四个突厥语国家废除俄语字母而采纳基于现行土耳其文的统一新拉丁字母，土耳其不久便力不从心，发现自己缺乏历史文化渊源和经济资源来落实“直到中国长城的利益区”。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俄罗斯国力复苏，在中亚突厥语各国卷土重来，重挫了安卡拉的战略野心。在去年夏季格鲁吉亚战争的震慑下，连“土耳其化”最深刻的阿塞拜疆也开始讨好莫斯科。

在这样的国际气候下，以及土耳其的内政演变，“新奥斯曼主义”的出现十分自然。这一政策发挥土耳其的长处——自身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源，而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也有助于化解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族分离主义。

不以为然的土耳其军方虽然很不情愿，却难以阻止方兴未艾的伊斯兰民主化潮流。

土耳其与伊朗民主出现合流

看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又译《沙漠枭雄》），可以知道英帝国当年如何利用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不满进行殖民扩张。新奥斯曼主义今天却有望成为这一过程的逆反。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埃尔多安正在成为“阿拉伯街头”的新英雄，他领导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也成为阿拉伯民主运动的楷模。

更令人注目的是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两者是地缘政治和宗教派系上的死对头。近年来，泛突厥主义又是伊朗的主要威胁。可是在伊斯兰民主推动的新奥斯曼主义下，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出现明显改善，这和“温和”逊尼派阿拉伯专制政权与伊朗关系不断恶化形成鲜明对比。

换言之，逊尼派土耳其的伊斯兰民主，和什叶派伊朗的伊斯兰民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流，加上伊朗前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决定再次出山竞选，使人看到伊斯兰民主取代宗教极端主义的良性前景。

至于西方世界和以色列如何应付这样的历史发展，则是另外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