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经济发展与人文关怀

在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和高速发展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想要的东西，也面对着许多不想要的东西。由此促成的反思和深思，使发展作为一个观念正在今日的中国发生深刻的变化。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几代中国人都在追求富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发展观念。然而富与强皆归结于物力，因此，这段历史又很容易使发展简约为一个经济过程。其间所滤掉的，是人对于自身的关怀，今日所反思的，也是人对于自身的关怀。而后政府与民间才能够呼应于“以人为本”，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的关系引入到中国的发展和变迁中来。

中国曾经长久地居于贫弱，因此中国需要经济发展。但没有人文关怀，则经济过程并不能自发地实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在经济学家的笔下，经济活动中的人总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和经济，都在于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崛起了不竭的活力，并且最终早就了GDP。但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不会自生法度和良知，并因此而不会自立界限的过程，当利益主体走得太远之后，崛出来的活力便不仅造就了GDP的可观，而且还会带出污染的江河、沙化的土地、倒塌的煤矿，以及夺人性命的劣质奶粉和使人致残的假酒。在这些案例里，被最大化的利益所漠视和淹掉的，正是他人和多数人。而人文关怀之所以能够对经济过程产生意义，则在于它在利益之外立起了一种价值，使每个理性的经经济人始终都要面对他人和多数人。

《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因此“人之性”不能被移到“物之性”的下面和后面。这种内含着深思的睿智出自二千多年之前，却能够切入地表达今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应有的关系和内涵。经济过程以效率为法则，所以投入、产出、核算、竞争一定会是分出强弱的过程，并且一定会是产生淘汰的过程。然而效率作为一种法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有限的。它不会成为天下之通义。从经济过程进入社会范围，我们置身的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家园。这是一个不能用强弱做淘汰的地方。与经济过程相比，这里的法则应当是“尽人之性”。中国人在现代化中寄托了共同的富裕和共同的幸福，但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里仍然有贫富之分和强弱之分。人文关怀面对着每一个人，旨义并不在借用精神的力量消除人世间的贫富之分和强弱之分。但人文关怀可以唤出人世间的公平、正义、同情、理解，使贫者拥有尊严，弱者能够自强；使富者向往高尚，强者学会谦恭。这些都是“尽人之性”。人间有人文意识，人间便会有良知、情义和操守，而后，在贫富之分和强弱之分以外，这个世界还会有善恶之分。今日有一百位企业家发议为内蒙阿拉善治沙，召集他们走到一起的，正是由人文关怀派生出的一种向善的精神力量。

经济过程在开拓市场中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总是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的发展。这种内在的舛结，常常会使GDP的增长与大量开采、大量制造、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连在一起。随之而来的，便是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一个长久地悬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可持续性成为一个问题，其本质在于经济的增长唤出欲望的增长，欲望的增长唤出浮躁的增长，于是人心中遂没有过去将来之想；而人文关怀在不息不断中提撕人心的，则正是过去将来之想。没有过去和将来，当下的人生便会在虚伪的膨胀中变成一种无限。但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限的。我们能够超越前人，但超越的起点开始于前人留下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我们能够发展自身，但每一代人的活动都会留下既定的结果，以支配和约束后一代人。由于前一面，我们应当懂得感恩，由于后一面，我们应当懂得责任。感恩和责任都会使人产生敬畏，使人深思远想，使人不敢肆无忌惮。而后欲望和浮躁都能够收敛一点。用大量开采、大量制造、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办法发展经济，自工业革命以来沿用以久。这是一种过度的办法，并因之而是一种没有余地的办法。过度和没有余地都是不可持续。因此，我们今日发展经济若能够多一点人文关怀的自觉，便容易为后人和自己多留一点余地，有余地才可以有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