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

1990年7月20日的《中国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专稿，报道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从7月20日这一天开始，离开西安的西门，在丝路古道上跋涉。这条路我一直走到了今天，一边走，一边写“丝绸之路”日记。先后一共走了5条“丝绸之路”路线，其中包括“沙漠丝绸之路”“佛教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阿尔泰游牧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出发，经过雅典、伊兹梅尔、亚历山大、马斯喀特、卡拉奇、果阿、科伦坡、马德拉斯、普吉、马六甲、泗水、文莱达鲁萨兰国、马尼拉、广州、泉州、佛山、福冈和大坂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港口。

我在清华教书16年，每年都带着学生沿着上述路线边考察、边学习。前后共带了500名学生跟我在“丝绸之路”，一边走、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一边上课，采访的对象多是草根阶层。我们常常随时停车，直接进到路边的村子里调研，也到一些当地的学者家里采访和座谈。

什么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张骞、安世高、法显、宋云、玄奘、慧超，这些“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和记录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今后会被称为“丝绸之路”。据《史记》记载，张骞及其使团出使西域时，不仅到了今天阿富汗的大夏，还到了位于大夏西南的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张骞及其使团在大夏和信德看到丝绸在这个地方非常昂贵，跟黄金一样，都是按斤按两来卖。他回到中原后就报告给皇上，中原皇帝才发现丝绸不仅很值钱，而且是非常方便运输携带的贵重礼品。

但是，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古丝绸之路”的古文献看，“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和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也承载了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佛教文化包括佛像、雕塑、彩绘等等。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宝库之一敦煌莫高窟，其文化源头就来自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塔克西拉、白沙瓦和阿富汗地区。没有犍陀罗文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佛像，就不可能有中国佛教艺术和文化的传播。

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崛起

大家对“中国梦”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说明中国历史上有过崛起。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崛起为张骞通西域。张骞使团最远到了大夏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信德省。打通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国第一次把战略触角伸进中亚，并通过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控制了新疆，影响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的中亚地区。通过实现对中亚的治理，大汉王朝也迎来了稳定和繁荣。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二次崛起是在唐朝。唐朝时，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走得更远，治理和影响的范围更大。当时唐朝势力范围超越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以库车为中心，设立了安西四镇。最西边的是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据郭沫若考证，那里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大将军高仙芝率领远征队穿越帕米尔高原，走过河西走廊，征服了今天的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区。2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受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阻遏，虽然占领了阿富汗，但没能打进中国。近代，人们总是说，阿富汗历来都是“帝国的坟场”，从沙俄到维多利亚的英国、前苏联的红军，到“911”后的美国，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葬身阿富汗的。

几年前，蒙古国政府在杭爱山上用大石头修筑了大蒙古地图，把从乌克兰、东俄罗斯、波斯、中亚到中国都划进了大蒙古国版图。中国元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把蒙古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一员，成吉思汗当成元朝的太祖，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征服或远征的疆域几乎覆盖整个亚欧大陆。按照这个逻辑，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大盘就成了中国人治理的地方。蒙古的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不能否定的是，蒙古的崛起是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通过驿站、驿道和军事征服，复兴了“丝绸之路”。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四次崛起是清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可能让中国人不快，但是如果不是清朝把中原王朝带回新疆，重新获得中亚治理权，中国的版图也就只有明朝大小。美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常说，南宋和明朝是中国最好的朝代，但是南宋和明朝多被界定为单纯的汉族国家。明朝把中国西部边界定在嘉峪关，把敦煌划在了关外。清朝时期，乾隆收复新疆，并以“旧土新归”为名把西域命名为新疆。通往喀什、阿富汗、印度和克什米尔的瓦罕走廊、喀喇昆仑山口、墓士塔格山口和通往安集延的乌鲁克恰口岸一直到20世纪初都是开放的。如果不是清朝收复新疆，重新治理中亚，不仅新疆，连敦煌都不在中国版图内。

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四次复兴与中国的四次崛起都是围绕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和中东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划了一个“椭圆形”，这个椭圆形内的国家正是欧亚大陆上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盛、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而政治宗教问题却极度复杂的地区。而这个椭圆形的核心区也是中国前四次崛起时征服或治理的核心地带。布热津斯基认为，谁征服了这个地区，谁就将统治和主宰这个世界。

“一带一路”路在何方

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说，“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一带一路”东西是三大干线，一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连云港经过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另一条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通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大铁路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再有就是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三条干线，还有横联这三条干线的南北廊道，又叫“走廊”。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新疆的节点城市通过“中巴走廊”，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瓜达尔港连接起来，把“带”与“路”连接起来，让新疆通过巴基斯坦，直接进入阿拉伯海。目前来看，进展最顺利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印中孟缅走廊”在缅甸遇到阻力，而印度媒体和一些政客一直把中国在缅甸胶漂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巴托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的建设比作一条“围困印度”的“海上珍珠链”。此外还有一个分别连接云南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泛亚铁路。

在“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有4条线路和廊道运行：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起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56年修通的中国经蒙古到欧洲的铁路大陆桥通车、从连云港出发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抵达鹿特丹港的亚欧大陆桥、2011年通车的“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

目前，国家制定了“一带一路”三条通道的规划：北通道、中通道、南通道。北通道：自京津唐经山西、内蒙古，从伊吾进入新疆，再经北屯、吉木乃西出哈萨克斯坦至俄罗斯;中通道：自上海横穿中原、经哈密、乌鲁木齐、精河，分别从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出境入中亚至欧洲;南通道：自广东经湖南、重庆、四川、青海，由若羌入疆，再经和田、喀什，进入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与中亚、中东乃至整个亚欧陆地的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通过消除中东、西亚、中亚和东亚之间的人为划分，实现重建跨越中亚、通往欧洲和海湾国家的古老“丝绸之路”的宏伟计划，不仅提供和保障了能源和资源的供应，而且成为中国资本投资的新目的地。

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带

中国现在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带，从而促进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从“跨太平洋时代”、“跨大西洋时代”到“亚欧时代”。这个新的经济带将超越欧盟、TPP、欧亚联盟、伊斯兰国家组织这现有的四个经济带，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总人口为44亿，占全世界的63%，经济规模将近全世界经济规模的30%。新的经济体的潜力在哪里?“一带一路”沿线65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16.2%增加到2014年的26%;自2001年以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增长了22.2%，这比中国贸易总额的增长率高出4.4%。

从“两洋时代”到“亚欧时代”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将把全球的经济从“两洋时代”变成“亚欧时代”?经济学家谈全球经济，多是谈“两洋经济”，即大西洋和太平洋。近现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和太平洋贸易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经济体”和“跨太平洋经济体”，承载着全球占比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今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带一路”将联通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全球经济合作将进入“亚欧时代”。“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

中国能源需求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更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必由之路。中国石油在1993年是零进口，而到2013年每天要进口原油600万桶，进口原油已占中国全部石油消费的58%。根据2014年1月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油气资源﹐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逼近60%﹐并继续向70%﹑80%进军。今天，中国人每消费两桶原油，其中就有一桶来自阿拉伯国家。过去十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增长了3倍，从2003年的每天进口80万吨，增加到了2013年的每天进口280万吨，相当于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的一半。中国的十大原油供应国中有5个是阿拉伯国家：沙特、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自2002年以来，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14年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达到19%。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从卡塔尔进口。此外，中亚的石油资源量为172亿至182亿吨，天然气资源量37万亿至39万亿立方米。其中石油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天然气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9亿吨，占中亚第一;天然气储量3.9万亿方，在中亚仅次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有望获得近一半的里海石油储备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里海的油气储量潜力，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中国的贸易需求

从中国的贸易需求角度来看，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共为4.16万亿，占全世界的11%。我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韩国、中国香港的贸易已经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韩国人也很清楚，韩国的对华贸易比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加在一起还要多。最近韩国批准了中韩自由贸易区。中国跟大多数亚太国家通过这种双边的自由贸易区绕过了美国的TPP。

“一带一路”还可以保障中国的能源和贸易的海上运输通道。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通道看，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中国都不会远离这个地区。海湾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扼守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和平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和贸易往来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大约80%的进口原油和绝大多数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要通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由外籍油轮运输的进口原油曾一度高达90%。虽然近年来中国籍油轮的增长较快，但是绝大多数进口原油、特别是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仍要依赖外籍油轮。如果海上石油运输遭到封锁和控制，内陆运输、尤其是周边产油国的陆上输油管道就成为海运的重要替代方向。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是“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和连接“带”与“路”的“金腰带”。

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当时中国建好瓜达尔港后，巴基斯坦把港口交给新加坡港务局管理。两年前，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把瓜达尔港从新加坡港务局收回来，交给中国管理，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已经正式启航了。瓜达尔港不仅将服务于中国对中东北非和欧盟的贸易和能源运输，还将服务于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这些中亚内陆国家。

“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面临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挑战

美国的挑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预言，2015年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地位。他在书中提出要未雨绸缪，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防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或一个反美联盟的出现。他认为，欧亚大陆是关键地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可以作为地缘政治大棋盘，决定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决定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60%，以及世界已知能源的四分之三。布热津斯基所划定的“椭圆形”，包括巴尔干各国、中东、中亚、前苏联地区南部、中国新疆等地区。这个“椭圆形”是一个“充满激烈动荡的漩涡”。过去20年，世界的热点，如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中国新疆及当前的中东大动乱都没有离开这个“椭圆形”。虽然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把重心放在重返亚太。但是从目前的中东大乱局看，这就是有美国议程和利益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最近宣布通过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想把中国重新孤立起来。TPP的12国虽然占全球GDP的40%，但从全球贸易量看，这12国仅占15%，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目前的最大贸易国都是中国。比如，澳大利亚对美贸易是300万美元，而对华贸易则超过1300万美元。有专家认为，在现有的世界经贸规则中，中国的竞争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无法在现有规则架构上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如果依然行使目前的游戏规则，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想通过TPP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TPP是“华盛顿共识”的升级版。

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划出的“椭圆形”核心圈

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上经过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沿途的57个伊斯兰国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70%的能源和50%的自然资源。这57个国家人口有16亿，但是GDP却只有7万多亿。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是14亿，GDP远远高于伊斯兰国家组织，这57个国家的GDP加在一起刚超过中国的一半。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潜力非常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国家的投资风险，近十年来，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也门。

伊斯兰国家有四种势力在进行较量：一个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一个是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再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还有土耳其为代表的西化派力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打击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包括内战中的叙利亚。美国表面上指责阿萨德是少数什叶派人统治多数人的逊尼派人口，要搞垮阿萨德政权。但实质上是针对三个问题：一是阿萨德是阿拉伯复兴主义的余党;二是他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主义力量;三是他与反美的伊朗联盟。

“东西双向开放”新思路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对策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了“东西双向开放”的战略新思路，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按照“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即是一个中亚国家，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

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考虑到中国-东盟泛亚铁路、孟中印缅走廊、中巴走廊和青藏铁路，印度洋将成为界定中国的新的地理视角。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将把中国变为印度洋国家：在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建立港口，作为中国在印度洋的落脚点，如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在孟加拉建吉大港、在缅甸建皎漂港、在斯里兰卡建汉班托特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中国将进入“两洋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时代。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还将变成一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视角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成为“华夏新中原”、“华夏新腹地”。

“一带一路”作为应对来自太平洋压力的最优对策，是中国的战略觉醒，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制定的国际战略。通过亚欧大陆和印度洋联盟，形成一个中国生存的更大空间，从而平衡“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遏制

美国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美国声称，其全球7个“铁杆盟友”有5个在亚太，美日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新冷战”的主战场在亚太，就是要遏制中国。但是，随着中国在“丝绸之路”上重新崛起的力量释放，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反而被中国牵制了其主要力量，这让美国无力顾及布热津斯基布局中的“椭圆形”地区——中东、中亚、西亚。中国可以放手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最大的经济带。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

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墙”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首先是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 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镇)，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而美国则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 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在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已经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

目前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间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小，并且早已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前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或驻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它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被划分为“我类”和“异类”。

中国要以一个文化强国姿态崛起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远地区、宗教文化所能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

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中国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曾经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着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那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的文化圈，如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

2014年暑期，在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曾经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小说中写道，吉尔吉斯的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禹贡》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要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所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

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的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建设“一带一路”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文明圈的特点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2500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存在。至今伊朗还有2万多拜火教信徒，伊朗议会里还保持着拜火教信徒的席位。“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等。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文化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奥什、喀什、和田、敦煌、到西安，就是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商道文化和商旅客栈文化。欧亚陆路的衰败并不完全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导致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英国与沙俄在中亚、西亚、南亚展开大国博弈，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划分边界，在传统“丝绸之路”的通道上，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例如，英俄对“瓦罕走廊”边界的划分，就阻隔了2000多年来中国、印度、阿富汗、中亚和西亚的最大通道。

有人提出疑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论，如何与信奉一神教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感到骄傲。但是，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而不是狭隘地局限在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实现和都能实现的。中国需要设计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核心价值”，便于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传播。

中国的丝路文化价值用汉字“和”、“仁”两个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带一路”国家理解和记住。“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温和、祥和、和气等。“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和”和“仁”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自己吃，也让别人吃);“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与“仁”深刻地表达了从周恩来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和”与“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冲突、流血和战争。例如，美国强行把“美式制度”移植到阿富汗。但是，这个政权运行得并不成功，政府领导人不敢远离喀布尔，最近连续两个阿富汗的大城市被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知识分子分析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阿富汗的“部落文化”，总统一定要任命各省省长，而老百姓听部落酋长的。结果总统和酋长互不承认，老百姓更多的是跟着酋长走，而酋长跟塔利班又是分不开的。结果，美国打了14年战争，阿富汗政府也成立了多年，但是塔利班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近70%的人口和70%的土地。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应该好好学一下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人是如何征服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北印度的塔克西拉，不仅没有屠城，还拥护当地国王继续统治。印度阿育王在印度普及了佛教，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团和希腊后裔不仅没有破坏当地的佛教文化，还在其建立的希腊化的大夏王国及其后来的贵霜帝国，由国家资助佛教，并让希腊的工匠艺人按照希腊神像方式大修佛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像。在贵霜帝国时代，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还影响到了新疆。今天我们在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看到的文物多是希腊化的贵霜帝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和西亚时，杀人如麻，但他依然能够包容所有的宗教，允许他的子孙和子民信奉各种宗教，从佛教、儒教、道教，到伊斯兰教、基督教。成吉思汗大军虽然把巴格达屠城，但是留下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还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从青岛出发，绕道漠北，来到中亚阿富汗兴都库什雪山里讲道。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文明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间，“一带一路”文明圈是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新疆地区既是中亚的一部分，甚至跟西亚的伊朗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血缘关系(塔吉克族)，同时又是一个东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疆的多个少数民族是突厥语系，但是又属于不同民族;既有共享文化，也有不同文化;语言上既有相通处，也有不相通处。比如乌兹别克人可以懂得维吾尔95%的语言，但是哈萨克斯坦只能懂得维吾尔40%的语言。塔吉克人如果跟维族人不住在一块儿，就基本听不懂维语。吉尔吉斯是突厥语系，但在文化、历史上跟维族和乌兹别克又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

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性文明的回归，而不是追求单一文化认同，这就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通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汪晖说得很好，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重重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扯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历史的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

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的“民主国家”概念相比，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同中国这样一个以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明国家相比，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让三者共存、共生和共赢的一个国家。这就是文化共生。

很多人认为最艰巨的挑战就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怎么做到民心相通。伊斯兰文化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了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均占各国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文化地带是“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枢纽地区，也是中国需要处理复杂因素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实现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民心沟通，如何让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如果处理不好与伊斯兰国家在文化上相通的正确认知，就会导致国家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不合作，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我们要自觉防止在“一带一路”上搞“新殖民主义文化”，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进行长期经营，从塔利班、基地组织、“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中国要慎用西方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