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带一路”须重拾九二市场精神

主持人：

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视频访谈。近期，一篇《唱衰中国也要有点常识》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今天在现场我们非常荣幸请到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就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欢迎王院长。

王文：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中国转型进入潜力巨大的“混杂时代”

说到这篇文章，一些关注金融战略的人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但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太了解，能否再跟我们回顾一下这篇文章，它主要说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和观点？

挑战当然很多。产业面临着既要转型，还要升级的双重任务；经济需要面临均衡发展与盘活存量的双重目标；政治需要团结与高效的双重目标。可以说，所有领域的改革都不可能出现线性化的、单程式的解决路径，却又必须要有果断的、有效的突破口。36年前，刚改革时，是你改就好。现在的改革难度在于，你改得好才行。为什么呢？一是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变得积重难返，病去如抽丝；二是社会利益在分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举例说，这两天，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变化，首付比例在下降。之前，房地产萎靡了一年左右，舆论大喊，经济在下降，房地产不行了等等，政府要调整政策。现在，房产政策出现微调，各个楼盘价格有所回升，社会又开始骂。舆论永远对政策处于某种批判的状态。

所以，混杂社会的标志在于，经济的发展政策与舆论的适应度常常处于某种或紧张或宽松的状态，有的领域紧张，有的领域宽松，有的时候紧张，有的时候宽松。因此，如何过渡，需要决策者以及各个部委在政策推行时，充分考虑到与社会的沟通以及民众的舒适度。这是决策者面临得非常艰难的新情况。社会力量、政府力量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协调难度要比过去更难，容易在社会上产生一些悲观情绪。此时，树立社会信心，显得异常重要。

协调很难，因为要站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考虑到它的可适用性，的确相当难。您在文中也提到“中国要稳住自己的脚步，修炼自己的内功”。这个修炼内功修的是什么样的功呢？

中国现在往前走实际上面临了很多的诱惑，国内国外诱惑都有。国外诱惑，就是经常讲到国强必霸。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很强大，希望中国出头。即使国内也有人在怂恿战争，比如，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富强、崛起都需要一场战争来印证。此时，中国面临的诱惑是，是否需要打一场战争，是否能冲破战争的诱惑等等；国内也有很多诱惑，出现了很多陷阱，很多政策推行会出现冒进和保守的选择，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政策的陷阱。

我们研究院有一位在国内非常著名的外籍高级研究员，叫罗思义（John Ross），以前是伦敦市相当于副市长级别的商业署署长，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不会被他杀，但会被劝自杀。他讲到苏联的例子，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美国有很多很多智库机构跟他兜售各种各样改革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和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很契合，叫“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盲从了，所谓新思维的改革最终失败，导致整个国家的解体。

中国改革开放，时时刻刻面临这样的困境。这个时候，决策者的定力、社会本身的成熟度，都是我所说的“内功”。那么，修炼内功的本源是什么呢？本源就是我们要让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生活更加富有一点，让政治更加法治化一点，让社会更加文明一点。回归到大概是很多人在中学时代曾背过的那句话，国家建设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建立一个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现在许多人都忘记掉了，需要重提。这也是“中国梦”的内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修炼内功，就是让社会更加文明，民众更加富强，政治越来越开明和民主。把这个内功修炼好，许多诱惑自然会解决，对外形象也会越来越好，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会迎刃而解。

王文：“一带一路”须重拾九二市场精神

亚投行让社会感受到国家崛起的荣耀

其实还真的是，当我们面临纷繁混杂的状态，外面是这样一种舆论，内部是这样的利益分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目标设定以后，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有的路径往这儿走，自然不会发生大的偏差。

最近两天，被大家最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一带一路”了，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可能就是亚投行，亚投行的朋友圈扩大到52个国家了，但是一直被大家关注的、排名比较靠前的美日两国始终没有加入其中。亚投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一带一路”是我院研究的一个重点。亚投行是“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先锋部队”，作为目前最耀眼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几天前参加博鳌论坛，倾听习总书记的致辞发言之后，大概有14个国家领导人分别致辞，俄罗斯非常帅的第一副总理上台，最后一句话讲到“俄罗斯愿意加入亚投行”，全场响起了掌声，在场许多中国人很感谢，因为是全球大国对中国事业的支持。过去几个星期，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又有哪个国家加入亚投行了，又是哪个国家声称支持啦。民众产生了非常不错的国家自豪感。

这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一个标志。

的确，国家复兴的一个标志，就在于中国的吸引力。所以，亚投行对我们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首先，我认为，形成了大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度关注点，以及感受到国家崛起的荣耀。第二，亚投行，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多边金融力量，会引领着“一带一路”往外走，吸引与聚合国际上的合作力量，带动企业对外投资，拓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国际化路径。近月来，很多跟“一带一路”公司相关的股票大涨，这本身就跟一亿多股民的利益切实相关。“亚投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当然包括中国股民、投资者对中国的期待。而这恰恰又是对我们刚才讲的唱衰中国论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反驳。

其实刚才您说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力量，很多成员国加入其中也有融资的需求，这么多融资的需求，亚投行是否能满足这样的需求？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亚投行第一轮融资是1000亿美元，中国出50%，剩下的由50个国家出，对于加入新兴国家来讲，不是问题。新兴大国的外汇储备相对比较充沛。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各个国家利润至上的经济理性，将会再次烘托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融资吸引力。第二，亚投行所采取的多边金融方式，可以更多运用杠杆原理，撬动更多的资金注入。第三，亚投行将带动许许多多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兴趣，带动各国投资的浪潮，此时对融资来讲，仍然会有促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随着很多欧美大国的加入，创始会员国的增加，整体舆论对亚投行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我本人也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我这里有一个外媒的分析，他说欧洲多个国家积极投身亚投行的建设，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新方向，也就是欧洲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靠拢，全球金融政治天平更加平衡，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整体上还是客观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加审慎的评估，亚投行的出现，并且非常顺利地在筹建过程中，代表了“一带一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代表着中国对外战略与发展战略再平衡。怎么样再平衡呢？第一，以投资为主体的整体经济发展的再平衡。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在东部沿海，东向发展，往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美等等方向发展，忽视了西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但是进程没有像东部发展那么快。随着“一带一路”推行，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将呈现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加强版，并且再往西走，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西进运动。

这更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前面我们提到了在全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当中，只有美日没有加入，他们没有加入，会对亚投行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日没有加入，只是说明他们没有成为创始成员国，不代表他们未来不会加入。很多日本媒体、日本智库、日本政界人士都在批评日本安倍当局，并且发出很多声音，考虑下一轮加入亚投行。美国的批判声音更多，纷纷认为，美国没有加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败。所以，不排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和日本仍然会加入到亚投行的事业中。

第二，亚投行不是马歇尔计划，不是霸权争斗的经济计划，也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更多倾向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资为主的多边金融合作，是一种普惠式的、均衡式发展目标的机构。美日即使最后不加入，仍然也不影响推进亚洲甚至非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当然，如果最终美日还是没有加入，也会有一些损失。因为美国和日本是金融管理经验非常充足、经验非常老道的国家，亚投行希望得到他们更多智慧的帮助。他们没有加入，当然是遗憾。另外，美国仍然掌握着金融评级机构，美国没有加入，对金融评级和质量的评定都会有一些影响，但中国老话讲，各种方面的发展还要看“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发展代表了某种势能的发展，我们保持这样审慎乐观。

“一带一路”：要看到风险，更要看到巨大机遇

借着这样的势，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和铺垫。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前景，也提到“一带一路”涉及到40多亿人口，涉及到的国家有60多个。沿线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情社情是非常复杂的，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我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怎样去面对？

困难永远都是有的。36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遇到困难、克服困难，再遇到困难、再克服困难的进程。这是中国目前整体上主流人群仍然对未来充满乐观和积极态度的根源。“一带一路”，不少学者都认为是中国第三轮改革开放，第一轮改革开放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轮改革开放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现的贸易改革开放。第三轮改革开放的出现，仍然会和过去一样，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挑战。回顾起来，我们应该用更多的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调整和困难。

其实有很多学者都分析过“一带一路”的风险、挑战等等，非常细致，他们很多观点我都很赞同。但在我看来，最初始的挑战，目前为人所比较少的提及，却又非常浅显易懂的挑战，就是对这些国家的陌生。陌生是所有挑战的根源。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的人，只要你有中学文凭的人，都会知道日本首都在哪里，美国首都是什么，但有多少人知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在哪里？甚至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和阿富汗还是交界的，有几十公里的交界带。我们甚至连中亚五国的确切地理位置和方位都不知道。对“一带一路”绝大部分区域，我们脑海中都是一片空白。在这些区域的很多语言人才极度缺失，比如伊朗的波斯语、土耳其语都高度缺失。“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地区，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知识盲区，将会带来我们所有投资、贸易、人员往来、金融合作等领域的一系列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要进一步加大关于亚非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发挥很多现有的拥有亚非研究基础的院校、研究机构，大量去了解这些国家。我去年去了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调研，发觉的的确确我们对这些国家的误解太深了。

这一点说得很关键，可能在以后一段时间，大量地去挖掘对方的信息，我们共同来搭建一个了解的平台是至关重要的。刚才也说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要防范投资风险。在这样不太了解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很好地来防范这样一个投资风险呢？

首先，投资必然有风险。我们每个股民入市时，相关的金融机构都会提醒“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要赚钱，当然是有风险的，经济学最常见的原理之一，就是利润和风险成正比。所以，说到投资风险时，第一句话是，不要怕风险。不是说有了风险，我们就不去做。恰恰是“一带一路”，有人担心风险，但更要看到“一带一路”潜藏着巨大的机遇。中国的企业应该勇于去面对风险，重拾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冒险主义精神，勇于闯荡。我预测，假以时日，“一带一路”将催生新一代中国投资家、企业家，甚至更大的跨国企业，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崩溃论”也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回想一下，1992年后，那么多人南下、北上，有风险吗？浙江人了解东北人做什么吗？东北人了解广东人做什么呢？其实都有很少，也面临很多语言的风险、风土人情的风险，地理距离感拉大等。但1992年后的10－20年间，中国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培养出的投资家、企业家，将会比中国企业界的“92派”们更强大、更富有全球视野。

第二要做的，当然如你所说的，不能冒进，应该重拾调查研究的精神。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要加大调查和研究。90年代初期那一批下海的企业家整体的文化水平、文凭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现在年轻人，实际上经历了更多的高等教育规训，更加重视研究方法和调查能力。所以，更多的投入调查、投入研究，风险度自然会下降。在土耳其，我调研过某种企业，他把国内富余产能的企业转到土耳其，仅用两年，盈利就超过了国内总公司，这说明了“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潜力非常大，对资金、对基础设施建设、对各种产能设备需求量非常迫切。

第三，仍然要处理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崛起是企业走出去的坚强后盾，比如最近也门撤侨，保卫海外的中国老百姓安全。中国海外资产达到了6.3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0%。相当于中国人的财产大概三分之二在国内，三分之一是在海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崛起，我们的外交力量、军事力量要更多地走出去，满足海外资产的安全需求。企业走出去，要与使领馆建立合作、联系等，而不只是单打独斗。外交部长王毅先生在两会上曾经说过做了一个很大的广告“有困难，请拨12308”，这说得相当好。

在企业布局的“一带一路”版图当中，他们更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部署？

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投资战略，企业家是中国最聪明的人群，不需要我们学者帮他、教他怎么来布局。我从另外几个方面来提供一些注意点。

第一，相对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都相对落后，许多巨大商机超过我们的想像。我曾在某国调研，这个国家12年前，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欧洲某强国垄断，我们有一家企业12年前进入，短短12年打败了垄断该国基建的欧洲强国的那家公司，成为了老大。胆识，永远是企业战略布局的指路明灯。

第二，“一带一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要多找一些语言人才，搞好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多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众多的国家，更要尊重当地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第三，对企业家的谨慎，仍然回到像刚才讲的一样，要有一个风险的防范机制。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让失败不能变得不可逆。短暂的失败、短暂的亏本是正常的，但一定不能让自己的亏本到了永不能翻身那个阶段。

所以，我想把握这几个大原则，“一带一路”会为中国企业界带来巨大的机遇和巨大的盈利吸引的空间。尤其目前许多产能在国内竞争出奇激烈甚至畸形的情况下，企业走出去反而会因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出现了曙光、出现了新天地。

我们一方面要有勇气，一方面还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我们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来到新常态，虽然国内面临着重重的困局，国外又有舆论的一些质疑，还是刚才您说的那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非常感谢今天王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