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用创新的思路来认识和拓展中美经贸合作的新空间

2017年6月14日，国经中心与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在美国纽约举办“中美高端经贸对话会”。本次对话会是由中宣部组织的中美高端智库专题交流活动，围绕“中美经贸关系：新的合作”、“中美经贸关系：百日计划及后百日计划”和“中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合作”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会上国家有关部委对媒体介绍了中国发布的《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及《“一带一路”白皮书》。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来自国经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智库专家和企业界代表54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对话会是在今年4月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取得积极、富有成效的成果，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百日计划”早期收获并将着手讨论“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的背景下举行的。与会各智库专家通过观点交流、思想碰撞，增进了共识，在中美经贸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向两国政府提出了更具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和建议。在会上，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作了主旨发言，发言内容如下。

陈文玲：非常感谢尊敬的董建华先生、陆克文先生，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次对话会。自2011年以来，这是我第六次来纽约参加有关中美经贸问题的对话会。刚才董先生简单地回顾了中美的建交历史，我认为，历史就是现在留给未来的记忆和痕迹，我们参加会议的各位是在书写中美向好、向远、向前发展关系的历史。今天中美两国，包括政府、智库、企业家、和中美人民共同谱写的历史性地贡献，将是留给未来光辉历史长河中的一页，今天的对话有着重大的意义。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和特朗普总统在海湖会晤时所指出的， 中美之间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对此我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的。

一、 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的起点对中美双方以及世界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美两国合则两利，并且会产生巨大的、正面的溢出效应；而这一效应就是世界的定海神针。如果中美精诚合作，那么就能稳定世界经济。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者经济总量占全球40% 、全球投资30%、制造业30%、货物出口25%、货币篮子 52.6%、外汇储备50%、拉动世界经济增长45%（2016）、08/09年中国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曾达到50%。 在此之前，美国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现如今，中美两国经济的融合度更高、更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随着历任总统任期的认知，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重要，十分重大，大到不能离、大到不能破、大到不能随意、大到不能任性。处理好两国关系不容易，维护好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和意义。用杜甫的一句诗来概括，“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中美两国智库必须站更高才能来看得更远，提出的思想品才能更明白、更透彻。

二、中美两国若想处理好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必须向前看、向远看、向深处看。中国有句老话，“思路决定出路”；因此，我们必须用创新的思路来认识和拓展中美经贸合作的新空间。中美的利益交汇点很多，共同点和互补点也很多。比如:

1.制造业：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高铁、航天、深海钻探、大型计算机、核能核电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而美国在很多制造业上也处于世界顶端，所以，中美可以重构产业链，形成互补、互动、甚至互换。中美双方互补互惠，可以避免双方重复建设，不必盲目竞争，以减少制造业上的摩擦。

2.基础设施：我们中心在2013-2014年和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曾做过中美基础设施投资的双向研究：2030年之前，美国需要3.6万亿美元基础建设投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巨大的差额。美国处于上一轮投资上升曲线顶端向的中端和低端转变，而中国正处于投资曲线的上升期，因此，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互补。例如：中国有100万座桥（新／混凝土） ，美国有60万座桥 （旧／铁）。最高的桥梁、最寒冷地区的桥、最长的桥都在中国，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远远超过现在的美国，可以为美国带来施工设备、技术和管理人才，有巨大合作空间。

3.贸易：不能就顺逆差来看待贸易。应面向未来、面向下一代贸易——E国际贸易，推动两国贸易发展。鼓励促进新的贸易平台建设、大通关项目（250单／s）、中国班列15-16天到欧洲（与沿线国家建立大通关协议）。下一代贸易是重要的着眼点，我们可以开启中美FTA谈判，如果谈成FTA，将会增加5000亿贸易额和大量工作机会 ，中美双方需要找到新的钥匙和发展空间。中美之间如何找到利益的交汇点，如何能够真正的互利共赢，对有些问题需要作深入思考。

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必须向前看、向远看、向深处看，应用创新思维来认识和拓展中美经贸合作的新空间。比如制造业，比如贸易，不能就传统的顺差和逆差来评估贸易，应大力发展面向未来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推动两国贸易和全球贸易需找新的增长点，而不是争端点。应尽快开启中美FTA谈判，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表明，若如此，将会增加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和480万人的就业机会，我们需要找到新的钥匙和发展空间。

比如制造业，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高铁、航天、深海勘探、大型计算机、核能核电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而美国在制造业上也处于世界顶端，中美可以重建和优化产业链，形成互补、互动、甚至互换，不必盲目竞争。美国提的重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0%，中国制造业有39大项，191中项，还有525小项，现在中国是制造业体系在全世界最完善的国家，制造业的门类这些体系要比美国更加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甚至可以互换。因为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是跨国界的，可以把中美的优势产业形成全球的价值链，美国不应该把国门关上，实际上中国海尔早就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产业园区。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也在全球包括中国形成了产业布局，比如波音飞机，在中国就有几个波音飞机零部件的制造基地，所以，美国如果把国门关上，美国和中国制造业就不能产生良性互动。

再比如投资，美国现在有主权债务20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1万亿美元今年新增的债务，再加上未来十年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是22万亿美元。据美国总商会测算，实际上当前美国的投资能力和中国没法比，2016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1.75万亿美元，制造业投资是2.76万亿美元，这两项加起来投资超过4万亿美元。所以，在投资方面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美之间的利益交汇点非常多，中国有最大的工程承包集团，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承包十大企业中前八位都是中国的企业，很多方面都有利益交汇点。中心2013年做的中美基础设施研究成果，形成了中英文版本，在中美“二轨”对话会上发布。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很多企业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参与其中的实力，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出贡献。我希望美国公司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保持开放心态，寻求参与的机会。美国总商会和彼得森研究所2013年也做了同样题目的研究，美国基础设施到2030年需要投资3.6万亿美元，中国也同样可以做出重大贡献。

在中国“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交汇点。我记得去年美国国务院有一位战略研究的专家到中心来访问，他当时提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中国“一带一路”能不能有合作的交汇点，比如瓜达尔港，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中也有瓜达尔港建设，也有孟加拉国，美国和中国能不能合作？我说当然可以合作，当时我们是作为学者在探讨一带一路的合作。中美这种交汇点是非常多的，我认为这也是美国派工作组来参加“一带一路”会议的重要原因，更多地是看到了利益交汇点。美国原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分论坛上讲，美国也是明显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之一，美国的公司支持“一带一路”的资本都具有参与的实力，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出贡献。所以，我希望美国公司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当中保持开放心态，积极寻求参与的机会。我们算了一笔账，未来十年亚欧板块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GDP将占到全球总量的60.4%；新增就业占全球46%；累计资本形成总额将达到150万亿美元，占全球65.3%。

还有高科技产业，美国原来对中国限制出口，特别是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是美国限制哪一方面中国哪一方面就发展得快，所以这种限制实质上是限制了美国高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了美国高科技市场的份额，实际上是自损八百。就机器人来说，中国现在使用的机器人达到9万台，占世界的27%，这是去年的数字。现在世界家政机器人方面生产能力最强的是日本，高技术机器人生产能力最强的是美国和德国，但是中国是一个最大市场。虽然中国也有几百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但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所以，如果美国的高端产业和中国的中低端形成产业链，就可以实现互补。中国现在也有处于高端的产业如高铁，成套设备可以输出，美国的特朗普竞选时提出也要修高铁，原来奥巴马也提出来修高铁，完全可以形成高铁的产业链，重新链接中美之间的产业。中国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都建立了高铁的机车生产车间，形成了新的产业链。中美之间也完全可以重构产业链，形成新的优势互补的高科技或高端产业体系。

在贸易方面，应研究从实质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出路。最近，我们做了关于中国企业在美进行加工贸易的研究，可将“中国品牌+美国代工+返销中国”的经济合作模式作为削减美中贸易逆差的一条新思路。一种较好的方式是选取若干产业，采取“两头在我、制造在美”的做法，即品牌和市场在我、加工制造在美，中国提供品牌、技术和部分原料，在美国加工制造，再使产品出口中国，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化为我在美离岸加工贸易，削减美中贸易逆差。以Harvest Water Cooper公司在浙江省和加利福尼亚州生产香肠的数据作对比，中国除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一半外，其余成本均远高于美国：原材料成本约是美国1.12倍，土地成本9.01倍，物流成本1.88倍，借贷成本2.40倍，能源成本3.17倍，零配件成本3.23倍，税负3.38倍。根据新的形势和成本比较优势，中国应鼓励食品加工环节转移至美国，美贴牌生产后将产品返销中国，既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又能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中美将深化产业链合作，密切两国产业联系，这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美国具有较强的食品加工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食品生产大国。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国食品加工业产值约为2575亿美元，占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9%。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与其相关的零售、包装、设计、研发、能源供应、厂房建设、废品回收等关联产业总规模达到9454亿美元，占美GDP的5%。尽管美食品加工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产品出口规模相对较小，2016年美食品对外出口约200亿美元，仅为其产值的7.6%，这与美食品加工制造的比较优势和产业规模极不相称。中国是世界食品进口大国，据中国质检总局数据，目前我国每年进口加工食品约500亿美元左右，其中从美进口仅55亿美元，约占我进口食品总额的11%，由于当前中美加工食品贸易基数很小，如果双方通力合作，再过几年仅食品进口贸易规模达到现在的10倍应不是难事。假设我食品企业每年能够向美食品代工企业发出500亿美元订单，将会带动我向美出口食品原料及相关设备100亿美元，那么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会直接减少400亿美元。如果食品加工可以产生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将占到美对华实际贸易逆差的约1/4。此外，该模式也将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按每1亿美元产值雇佣342人的美非农产业雇佣率平均值计算，500亿美元订单将直接解决就业17.1万人，间接解决就业62.8万人，总计约80万人。

再有，中美可以联手推动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现代物流体系和跨境大通关的下一代贸易——E国际贸易。中国12个城市在进行跨境电商的试点，正在加快转向下一代贸易方式，郑州的通关速度从秒通关提高到每秒通关能力500单，去年实际每秒平均250单。阿里巴巴已经建立了跨境交易的准公共服务平台，具有为中国和更多国家中小企业参与下一代贸易的基础设施——EWTP。美国正在研究数字贸易，其内涵是数字产品的交易，我们研究认为，国际贸易的业态变革呼之欲出，E国际贸易简而言之就是国际贸易的E化，将再造贸易规则、贸易方式和贸易流向。EWTP将成为下一代贸易方式的基础设施，消费者、生产者、经销者利用这一新平台产生的流量经济，产生的市场集成，产生的去中间化的贸易集成。如果美国能与中国合力推动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将会突破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低迷的状态，激活国际贸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像这些方面的交汇点，我认为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关键在于转变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中美之间只要有一个正确思路和美好的愿景，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面对问题时如果用诚意解决，而不是用冷战思维采取行动的话，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