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江南人曾做成全世界都知道的生意,秘诀是啥?

我本人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在担任上海社科院院长以前，我从事了约30年的中国经济研究与咨询工作，经济伦理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领域。因此，我想把经济伦理与中国经济作为今天的演讲主题。

我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讲。首先想和大家探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关注经济伦理，其次想和大家分享中国传统文化隐含的朴素的经济伦理及其在当代的价值，最后我想谈谈经济伦理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关注经济伦理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是将近67年了。可能大家都知道在这67年当中，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把当前的发展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67年把它称之为初级阶段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实行的是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在这30年的发展当中，一方面我们受到了外部的制约，另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么建设，我们自己也在进行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失误。

从这约30年来说，很难说中国有经济伦理这样一个学科，但是，从整个30年的国家发展当中，仍然存在着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时人均收入在两百美元左右，但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医疗水平达到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那个很穷的时代，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建设、铁路、交通、发电站等方面。我们当时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那种“完整”的企业，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听政府的，但是，作为国家而言，这为我们整个经济建设特别是后面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准备了很多条件。

比如，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很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中国大量的水利建设，可以说，农村的改革照样不会带来农业的丰收。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改革开放当中，利用外资加工贸易做得非常好，很多外国企业喜欢到中国来投资。为什么呢？实际上和中国前30年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每一个可以从农村来到城市到工厂里去做工的人，差不多都完成了9年的义务教育，这在非洲甚至在印度都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前30年虽然我们还没有经济伦理这样的学科，但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依然有它的经济理性。

第二阶段，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起至今。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实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建设成绩。经济伦理问题开始逐步凸显出来，并成为全社会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有些专家说，中国的企业缺少社会责任，其根本原因在于许多经济伦理观念缺失，从而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伦理失范的现象。也有些专家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经济伦理需要重构或者重建。这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些片面和绝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当前的中国却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伦理问题。毕竟，一些因过度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企业利润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时有发生，甚至屡见不鲜。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不少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发生过生态环保问题，特别是近几年的雾霾。这些都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的监督责任和整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应该承认，采用市场和资本来发展经济，具有对人的个性、自由和权利的解放，充分肯定了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采用市场和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具有不平等、异化、拜金主义的趋势。也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不道德问题的根源，尽管他坚持认为，这样一个经济生产方式阶段，是以铁的必然性方式起作用。

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可溯源于马克思·韦伯，他有本名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如何摆脱道德危机的问题，他回答说，没有人知道。韦伯以后，在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伦理运动也想依靠经济伦理来重新建立公民道德的资源。这些我想都是经济伦理学界所做出的重大努力。但是，本世纪初美国的安然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金融危机，更使得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些左派认为，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的病根是终极性的，迫切需要被取而代之。金融危机并非是不正确的货币增值或监管不严而导致，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导致的，主张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生产力从过时的非理性的和毁灭性的利润制度的驱动中解放出来。

从中国来讲，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生产和服务的目的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求，而不仅仅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的时候又发现，搞市场经济会出现异化以及拜金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提出要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以此来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问题已经处理得很好了。相反，一些先致富的企业、群体以及个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经济伦理的道德坚守，导致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经济伦理问题日益复杂。

中国传统文化隐含的朴素的经济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这儿我特别想提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为我们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底蕴提供了新的视野，这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经济伦理问题。事实上，凡是有经济活动必然会有伦理问题，而中国具有悠久的经济伦理的传统。

刚才提到韦伯讲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而韦伯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实际上是讲中国的，这本书讲的是儒教与道教等。他要研究在中国经济活动中是不是具有经济理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文化当中具有经济理性，具有经济伦理的传统因素。

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想以江南的经济和江南文化发展为例。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中国有一条大运河。在中国唐代到宋代的200年当中，中国大量人口从北方移到了江南，而大运河就是一条南北贸易的通道。之后，中国南方经济占了中国经济的80%。从国际比较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现象，从唐代以后，也就是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相对开始衰弱了，而欧洲在公元10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从殖民扩张一直到后面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到思想启蒙运动，欧洲崛起了。但是， 当欧洲崛起的时候，中国经济在江南这块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是美国南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差不多在五六百年时间当中，中国的江南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和中国江南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当中，人们的价值观是，我通过科举制度能够去当官，这是人们的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当农民，第三个选择是做手工业，最后的选择是去当个商人。但是，这么多人移民到南方以后，由于大运河所带来的贸易机会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所以， 在江南的老百姓开始觉得，我第一个选择是读书，去考状元，通过科举制度去当官。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如果我考不取，我就去经商办企业，因为有商业机会。然后是手工业，再后面才是农业。这个变化我认为实际上为江南带来了一场手工业和商业的革命。于是，它在人生观当中改变了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中，大家知道我们有儒教（学）、佛教和道教，这是韦伯也在认证的问题。但是，三个教在北方的时候相互之间是排斥的，到了江南，这三个教开始相互融合了。它融合的基础是什么？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从北方移到南方来，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地方安心生活生产？道教帮他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相处问题，因为道法自然。儒教（学）帮他解决了人与人、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儒教提倡仁义礼智信。然后，佛教帮他解决了人的内心问题，怎么样来对待生与死和苦与乐。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内心的关系，他就能安身立命。这就是为什么在江南的人，能够把中国经济在18世纪以前搞成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我认为有很深的经济伦理的问题。当然，在老百姓当中实际上把它简化了。老百姓不可能把理论研究得很深。儒学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叫做仁义礼智信，但是，到了江南，实际上老百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信”放在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因为是移民，有了南北贸易，它已经不完全是家族和村庄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不认识，需要有一种信用。第二个是义，我们说社会需要公正和正义，然后才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和睦相处。然后是智，中国这个智，讲的是包容，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应该和睦相处。最后是礼，我们要用礼仪来对待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处事方式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农耕社会当中的经济伦理。因此，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建设未来的经济伦理当中运用好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如果我把这一段做一个小结的话，可以举两个案例。

可能各位都知道， 中国一千年当中经济全球化做得最大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瓷器，一个是茶，一个是丝绸。这三样东西都集聚在什么地方？它集聚的地方就在长三角，在江南，是景德镇的瓷器、湖州的丝绸、杭州的茶叶。所以，我们讲丝绸之路所有的货物主要来自于江南这块地方。这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地理现象，孔子后代第二个故乡在衢州，衢州边上就是徽商，我们把它称之为儒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孔子的儒学实际上影响了商业的发展，他认为做商业要诚信。

这也就是说， 一千年来为什么景德镇会变成一个瓷都？江南会变成茶叶和丝绸的故乡？这是有经济伦理在支撑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商业、手工业。但是经商，你这一代人做好了，并不意味着你的后代都能做好，如果没有诚信的话就做不好。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秉承的诚信，使我们做瓷器的人、做丝绸的人、做茶叶的人，世世代代用诚信的理念去经商，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生意做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生意。

我还可以举一个案例，我们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当中，产生了很多的企业家。那么，产生企业家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江南一带。去年，我到日本去参加一次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的对话，中国去了42家企业，都是中国很大的企业。结果有人告诉我，说其中60%是浙江的企业家。我就问了其中一位，为什么浙江人能成为企业家？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是因为江南文化当中的经济伦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经济伦理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重要方向

最后，我用一点时间来讲未来发展当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最近，我组织完成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2050的上海”。我们预测， 到了2050年上海应该怎么发展。这个预测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上海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信息文明、生态文明、治理文明以及具有文化融合力的全球文明城市。很多人现在讲全球城市、世界城市，我们则更强调文明，提出了全球文明城市的概念。为什么？ 这里面也包含了经济伦理的因素。

第一个是信息文明。当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和推动的科技创新，正在引发更为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信息文明孕育而生。信息文明是以信息技术和产品为主要手段，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速科技创新、革新生产方式、改变人类生活的一种信息化生存发展方式。现在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经济伦理，讲的主要还是工业化社会当中的经济伦理。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天网络经济在引领工业化社会。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信息化社会，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网络，那么，在网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什么？一个人可以很自由地使用网络，那么，他是不是能够在网络上爆粗口？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诈骗？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造谣？有时候，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伦理的问题，即我们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需要有信息文明，包括在信息方面的经济互信的问题、经济伦理的问题。

第二个是生态文明。表现在绿色技术创新、可持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排放低碳循环、人与自然和谐、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从物质文明开始进入了生态文明，中国人现在切身感受到，经济发展了，但是，空气似乎不能呼吸了，因为有雾霾。尤其是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要应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应对超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城市改造更新，将面临着比世界其它大城市更加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这里面也有经济伦理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空气和环境？我们需要怎样的舒适生活？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生态文明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在经济上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要思考哪些东西违背了生态文明。

第三个是治理文明。这表现为充分的社会参与、完善的法制体系、高效的政府管理、发达的自治组织和安全的保障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反映在城市管理方面，就是从强调公共管理的发展阶段逐步走向强调治理文明的发展阶段。上海是一座特大型城市，要实现社会共商、依法治市、高效管理、基层自治和公共安全的城市治理目标，其中很多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和管理的成功经验，但也有许多方面没有先例可循，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创新、去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的城市治理文明。治理文明当中，当然我们说民主选举很好，但是，美国的选举中也有“特朗普现象”。所以，我们在治理文明上面可能也要做点事儿，这和我们经济伦理也有关系。

第四个是文化融合。前面提到了三个文明，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可能要取决于文化的融合。一座城市的崛起必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必然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优势和气质，从而成为吸引国内外各类人才集聚的文化元素，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支撑。未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的体现和成功印证，随着上海城市发展越来越接近全球城市，上海需要将最具自身特质的文化——海派文化发扬光大。海派文化的最大精髓，就是高度的学习力、继承力和融合力，既吸收西方发达文明的最新成果，又保存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多样性、文化融合力和城市活力、城市魅力，成为大气谦和的文化吸纳之都、包容并蓄的文化聚集之都、深远睿智的文化创新之都以及时尚繁荣的文化共享之都。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借鉴西方文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很多有用经验，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关注用东方文明当中很多经济伦理的因素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和探索，而其中显然经济伦理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