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继往开来的中印关系

中印关系在2015年迎来了诸多值得欣喜的突破亮点。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开启了密集的良性互动。5月初印度总理莫迪开启了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相继访问印度。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内政部长辛格先后首次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两国领导人共同推进“亚洲世纪”的共识下，中印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方面都取得了诸多丰硕成果。当然，中印关系中的旧问题也依旧存在，仍然影响着中印关系的整体发展大势。

新亮点，新气象

投资印度的热情看涨

经贸合作一直是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的突出亮点，亦是中印大国关系模式的特色之处（亦即搁置并管控两国的边界争端，着力发展经贸关系）。近年来，双边的经贸额事实上一直处在下滑或者停滞不前的态势，2011年时达到740亿美元，2015年据估算可能不足700亿美元。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双边贸易发展的不均衡，自2003年以来印方的贸易逆差在不断加大，2014年印度方面的逆差额达到近400亿美元。印度认为中方在很多行业存在倾销行为，对中国企业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同时印度一直希望中方能够扩大进口，过去中国也曾组织贸易代表团进行大宗采购，但成效并不太显著。究其原因，其实在于两国经济结构整体近似，可交换商品比较有限，互补性较低。换言之，在目前市场条件下，两国商品贸易似乎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饱和度。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双方领导人表示：同意采取积极步骤，促进双边贸易再平衡，解决影响两国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贸易结构不平衡问题。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含注册)合作，加快对中印互输农产品的检验检疫磋商，加强印度IT企业与中国企业的联系，促进旅游、电影、医疗保健、IT和物流等服务产业贸易。同时，中国宣布要在印度新建两个工业园区，投资200亿美元，助推莫迪的“印度制造”。

2015年5月莫迪访华，助推“印度制造”是主要目标。中印政府签订了24项协议，涉及金额达100亿美元。在上海时，莫迪与中国著名企业家会面，推动两国企业签订了26份协议（或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达220亿美元。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印度。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特变电工等企业已经在印度落户多年，2015年北汽福田、阿里巴巴、小米、VIVO、金立等也开始纷纷布局印度。印度各邦也争先恐后面向中国招商引资，吸引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兴业。

2015年见证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印投资热情的空前高涨。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不少地方政府积极寻求经济的转型升级，而印度广大市场的吸引力和莫迪总理的发展热情，使印度成为了不少中国地方政府首选的投资地。2015年9月中旬，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率庞大的企业代表团来到印度德里、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进行访问考察，签署《广东与古吉拉特邦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行动计划书》，现场签下了15个合作项目，着力推进双方在产业对接、经贸合作、文化旅游、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合作。同年8月份，印度（旁遮普邦）—中国（湖南省）商务投资论坛在长沙召开，50多家工程机械、农业、水电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湖南企业与旁遮普邦进行对接共促多领域“邦省合作”。可以说，印度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香饽饽”，未来这股热情还将继续上升。

朝圣新路线的开通具有标志意义

2015年6月22日上午，中印边境的乃堆拉山口迎来了首批印度官方香客。这一山口的开放无疑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印度外长斯瓦拉吉评价说，中国给印度香客开放乃堆拉口岸是中印关系改善的一个标志。

西藏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被印度教尊为“神山圣湖”。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有着悠久的历史。1982年起，中国开始接受印度官方香客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朝拜，最初每批香客仅有十几人。1990年，中印双方商定，每年印度官方香客固定为16批，每批规模为四五十人，入境时间集中在每年6月至9月。过去的朝圣线路需翻越海拔5200多米的强拉山口，沿途山高路险，高寒缺氧，常年积雪。

2014年6月22日，印度香客在乃堆拉山口接受中国边检盖章手续

因此，过去印度政府一直希望能够扩大朝圣的人数规模并降低费用，然而考虑到神山圣湖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可以容纳的接待规模，中方一直没有同意增加朝圣的规模。另一方面，印度也要求能够开放其他山口作为朝圣新线路，但是提出的很多山口却位于中段、西段的边界争议区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直到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双方商定开放乃堆拉山口作为印度香客朝圣的新路线。

相比强拉山口的朝圣线路，乃堆拉的路线更舒适、更便捷、更安全。但是，乃堆拉山口是双方军事战略要地，靠近连接印度东北部的西里古里走廊。从山口两侧的重兵把守，就已经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和安全的敏感性。中方同意开放这一山口，无疑足以显示出中国对印度的善意和战略信任，同时也对有利于改善印度普通民众对华的观感。

人文交流的拓展

提升印度软实力、讲好印度故事是莫迪政府新举措的亮点。自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提出中印“两个身体，一种精神”后，双方更加认识到彼此在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似性。通过文化上的亲近感逐步培养人民间的互信，通过发掘历史上的文明交流史激发彼此的亲近感。莫迪访华中，李克强总理和莫迪总理共同出席了在天坛举行的“太极瑜伽相会”活动，以此展示中国的“太极”与印度的“瑜伽”之间的共性与和谐。双方还在2015年6月21日共同组织国际瑜伽日相关活动，云南民族大学将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开展合作建立瑜伽学院，在中国提供系统的瑜伽训练。

2015年5月15日国家总理李克强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天坛祈年殿前观看400名太极、瑜伽爱好者展示

两国的电影合作成为人文交流的新亮点，5月14日下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印度驻华大使馆主办的“中印电影合作通气会”在京召开，三部中印合作电影项目，《功夫瑜伽》《大唐玄奘》及《大闹天竺》亮相两国电影通气会。此后双方还加强了电影的引进与影视合作。

此外，四川省和卡纳塔卡邦缔结友好省邦关系，重庆市和金奈市、青岛市和海德拉巴市、敦煌市和奥兰加巴德市分别缔结友城关系。为进一步加强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双方还设立“中印智库论坛”，将媒体高峰论坛机制化，在上海复旦大学设立甘地印度研究中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自2015年10月２５日起开通北京至孟买直飞航线，这是目前中国内地惟一直飞孟买的航线。此举将进一步满足中印两国经贸领域和旅游市场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求，配合2015年在中国举办的“印度旅游年”和2016年在印度举办“中国旅游年”。可以预料，这都将深化两国文化领域及人员交往，也为中印友好提供了长期的基础。

旧问题仍存，新问题凸显

“边境对峙”

2015年中印关系取得突出发展的同时，旧问题也依旧存在。3月份，在新德里召开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八次会晤，并无实质性的突破。继2013年、2014年的“边境对峙”，2015年也难以避免这一事件的发生。9月13日印度媒体称，中印两国军队在距离列城东北部210公里的拉达克地区发生了对峙。起因大致是，中国近期一直在印中巡逻线附近中方一侧修建一座观察哨所。为此，印度军队和印藏边防警察部队于11日派兵越界到中方实控线一侧1.5公里，拆除了这一在建的哨所，由此引发中方军队采取反制措施，增加了军队部署，形成所谓“对峙”局面。

“边境对峙”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根源在于边境实控线认知的差异。30多年来中印边境地区从未响起枪声，得益于双方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管控机制，特别是五个边境地区的管控协议：1993年9月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29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5年4月11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加上在2012年1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和2013年10月签订的《中印边防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达成和执行，不仅裁减了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队部署，增加了彼此的军事透明度，还建立了各种长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沟通机制。尤其是2013年达成的《边防合作协议》，则以法律的形式把过去管控冲突的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肯定下来，确定为双方今后处理类似情况的要求和规范，明确了双方在边境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机制，规范了两国边防部队和两军之间加强联系的方式等。

即便取得了这些长足进步，特别是建立了信任措施，但是却仍旧没有解决中印“对峙问题”产生的诱因，亦即没有消除双方在实际控制线认知上的差距。印度总理莫迪在2015年5月访华中曾明确表示：“核实实际控制线将极大推进我们维护和平与安宁的努力，请求习主席重新启动已停滞的核实实控线进程”。然而，“澄清实控线”却并非一个可行的选择。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黄溪连在2015年6月接见印度媒体代表团时说，核实和澄清实控线并不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惟一路径。他说，“几年前我们试图澄清实控线，但是却遭遇了一些困难，导致了更加复杂的结果”；“我们在边界地区的任何举措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边界谈判进程的有利因素（building block）,而不是阻碍因素。如果我们发现澄清实控线是有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它是阻碍因素，会导致情势更加复杂化，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了”；“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是综合性的举措来控制和管理边界以确保和平和安宁，而不是必须只有靠澄清实控线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尝试达成关于边境行为准则的协议”。

换言之，对于印方的澄清实控线的主张，中方已经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态度。因为，如果现在中印要转向澄清实控线，就必然回到历史争执中，又重新陷入“以历史与法律”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的争吵中，背离2003年以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大思路。既然无法以“澄清实控线”的方式来解决“对峙”的问题，在当前的状况下，惟一可行的方式是，中印媒体和军队都“讲政治”，以大局为重，不再以归罪对方的方式来报道“对峙事件”。

“一带一路”与“中巴经济走廊”：烫手的山芋？

中方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以来，周边国家当中唯有印度的态度一直显得“与众不同”。2014年5月底，印度副总统安萨里来北京参加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纪念活动。当时中方曾邀请印方加入“一带一路”。据印媒报道，安萨里答称：“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才能够全面地研究是否加入。依据中印友好和合作的框架，中方的这一倡议必须透明，以免引发误会。”

2015年2月，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在北京参加中印俄三方外长会后，媒体问她“印度为什么不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她表示“印度并不需要给中国的计划开‘空头支票’”，并补充说印度会与中国在利益汇合的领域进行合作。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克巴鲁丁多次对外表明，不论是印度的“季风计划”还是“香料之路”，都不是和中方的“一带一路”相对立的，二者并非平行或互相取代的关系。由此看来，印度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继续观望”，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政策被解读为是在反对“一带一路”。

但是，在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问题上，印度的态度非常明确。印度NDTV网站报道，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印度已经向中国表达过对这一经济走廊通过巴控克什米尔的保留意见。印度学者在交流中也批评称，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是“浪费”，将可能“导致失败”。而关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已经召开过二次小组协调会，迄今进展甚微，连走廊的基本路线图都尚未公布。这一经济走廊的建设，显然是“两头热（中国、孟加拉）中间冷（印度、缅甸）”。更重要的是，莫迪访日时，曾邀请日本参与印度东北部的经济发展项目，似乎他将热情更多地投入到与泰国、缅甸的互联互通项目上去了。

尽管印度并没有对中方关切的“一带一路”作出任何表态，也表明印度对于中国在南亚的积极作用仍旧缺乏积极认识。但是，印度方面事实上也已经以项目为基础，开始建设中印的“一带一路”。例如，双方已经同意加快实施钦奈—班加罗尔高速铁路区间项目，双方也“同意扩大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内的合作”，印度已经正视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的举措，愿意以有限合作的姿态推进中国参与南亚的地区一体化。当然，未来如何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第三方因素是中印关系发展的掣肘？

中印关系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第三国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印美关系的突飞猛进。2015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印度共和国日主宾访问印度，与莫迪花了“45分钟”专门谈中国。这也推动了印度在涉华问题的政策上做出调整。例如，尽管过去印度对南海问题有一个明确政策，要求航行自由、各方遵守国际法、以和平的法律方式解决、要保障南海的商业安全等。但是，印度不会与美国同时发声，给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印美的联合声明却出现了两国共同提出南海政策的主张，变相向中国施压。

另一方面，印度过去一直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担心此举会被看作是联美制华的行为。2013年11月，辛格总理访问中国时再次承诺，印度不会参与到遏制中国的任何计划。但是莫迪上台之后，在印美关系里，印度事实上是变相支持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样，印度也选择了支持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没有态度。

印日关系2015年也有比较大的突破。例如，中日在争夺印度高铁市场的竞争中，日本抢先获得了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项目订单。虽然后续可能会存在大量的实际困难，但是日本企业显然获得了先机。同时，10月在孟加拉湾举行的印美“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印度和美国再次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加入，而且此后这一军演形式将会固定下来，届时日本每年都将举行。此外，印日在民用核能协议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到的。

当然，2015年中国与印度南亚邻国的关系发展，也有令印度不悦之处。首先是巴基斯坦因素，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方购买中方潜艇，都令印度颇为不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6月23日至24日，印度媒体接连报道中国在联合国阻挠印度制裁巴基斯坦的请求。印度认为，巴基斯坦今年释放了2008年策划孟买恐怖袭击的嫌疑人拉赫维，要求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根据1267号决议制裁巴。但是，这一提案得到了中方的阻止，中国的理由是“印度提供的信息不足”。

另外一项因素则是尼泊尔。尼泊尔2015年9月通过新宪法后，印度却支持尼泊尔马德里人的政治诉求，采取“半禁运”的方式使得尼举国陷入油气荒，致使尼泊尔“弃印投华”，转而与中国签订协议输入油气，接受了来自中国援助的汽油。显然，此举让印度不满，毕竟“伤害”到印度的南亚霸主地位。

简言之，2015年的中印关系，在经贸、人文上的合作得到了大幅提升，在政治安全的合作上仍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印关系中的旧问题，如边界问题、涉藏问题等，涉及的是长期性的问题，若要解决则需要双方领导人拿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不利的一面是，随着“莫迪光环”的退却，尤其是2015年11月8日印度比哈尔邦立法院的选举结果揭晓，莫迪总理所在的印度人民党（BJP）及其联盟仅获得59席。莫迪是否仍旧具备积极有所作为的政治资源和权力？也许，只有2016年的形势发展能够告诉我们结果。

与此同时，对于2016年的中印关系的发展，我们仍有足够的乐观期待。毕竟双方在全球层面的利益融合要远远高于双边、地区层面的利益交汇，特别是考虑到2016年中方将主办G20峰会，印度将主办金砖峰会，可以期待两国将会有进一步的默契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