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中国——包容世界秩序的建设者

中国外交现在面临三类问题：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带来的问题、正在生成且不断增长的挑战。这些问题是一个长长的清单，相互关联和复合。

中国眼下的外交困境，不是奥巴马政府以中国为主攻方向的“再平衡”，也不是日本新右翼对中国的进攻，以及中国一些“周边”邻国与中国关系的新紧张。中国外交的困境来源于上述三类问题在一个特定时空的集合。

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当苏联解体，美欧进入“冷战后”阶段，中国在国际上不断重申一系列的“不”：例如，“不挑战”、“不带头”、“不干涉”、“不称霸”、“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也是一个愈来愈长的单子。“不”外交即“韬光养晦”外交。有的时候，中国自我感觉这总不是一个办法，欲“有所作为”。但是，因为有“韬光养晦”的前提，“有所作为”当然有限。

经历了最近20多年的以“不”为标志的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中国不能“不”下去了，但又不知如何不再“不”。这一系列“不”成为中国外交面对的最大困境。

外交上，未来“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包括打破这种自我困境，不要失去启动外交转型的机会，然后，逐步寻求一种符合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格局、雄心、意志、责任的中国外交，追求弥足珍贵的世界和平。

先要“自身硬”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外交叫做中国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的世界大国外交，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实现之？

我认为，在新的中国领导层下，要实现这样的外交使命，必要在三个大层次上创造大条件：

首先是国内层次。外交是一国目标、意志、实力向外部的投射，而国内是外交投射的基地。尽管新中国建立60多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历史成就，但是，当代中国还远远谈不上在国内成功，“革命尚未成功”仍然是我们真正的现实。

生不逢时的一个现实是，中国正好生活在一个世界各大国均被国内问题所困扰的时代。美国和欧盟的问题主要不是什么“中国挑战”或者“恐怖主义”，而是其内部治理和内部结构变化。美欧因为其巨大的国内问题而被牵扯了其下一步的全球计划。“外交政策始于国内”。这一定律，建立在欧美外交经验基础上，应用到中国身上，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适用贴切。

一个在外部世界获得成功的国家，通常都是首先在其本土获得了成功。当代的中国，除了少数企业（例如“华为”），绝大多数企业和大学，在本土却并不成功，许多“走出去”的，未必建立在他们国内成功的基础上，实际上是“败走”。比如，有的人涌动到非洲，以为在全球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可以取胜。

所谓“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的道理浅显易懂，妇孺皆知，国内做不好，不但谈不上在国际上地位和影响的提高，反而，国内问题势必蔓延、扩散和消极“输出”到世界各地，如腐败和污染，反而让中国在世界上更加被动。

如果我们未来几年国内的发展和治理真正上了一个台阶，“自身硬”了，在国际上就好“打铁”了。

定位“地区大国”是抱残守缺的现实主义

第二个层次是世界的区域层次。与国内层次一样，区域层次对一国生存和发展最为攸关。这也是最为浅显的道理。

作为一个处在亚洲地理（陆地与海洋）中心的大国，与东亚、北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等接壤，亚洲是中国的立足点。西方一些观察中国问题的最有力者，早就或从来就认为，如果中国在亚洲不能站稳，何谈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当然，这个逻辑不能绝对化。

亚洲是中国的立足点

如果中国在亚洲不能站稳，何谈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当然，这个逻辑不能绝对化。

中国有些谈论“周边”问题的人，把其结论建立在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地区大国”基础上，保守地认为把中国“经营”好甚至“搞定”亚洲就已经不错了，无意、无能经略全球。这是一种抱残守缺、严谨过分的现实主义。

这样一个巨大的全球化了的中国，离开全球，仅仅是亚洲，生存都是问题。长期屈居“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等都指向全球了。除了人口外，在绝大多数指标都比印度大1-2倍的中国，能离开全球吗？

再说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亚洲遭到围攻，却因为“三个世界”的宏大理论，发现了非洲的价值，让非洲朋友把新中国“抬进联合国”。毛泽东在外交上“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是，当时中国在亚洲的被动局面，随着美国发现和利用中国对付苏联的地缘战略价值，终于缓解了。如今，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在“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下再次紧张，如果我们能够历史性地“向东看”、把战略上需要中国的非洲和拉美搞定，小小亚洲哪里能围住中国？

当然，中国在亚洲的眼下和未来目标，不能限于一个国内发展的“良好的周边环境”，而应追求在亚洲和平、发展、繁荣、安全、协调，树立解决亚洲问题上的一言九鼎地位。

搞好中国与亚洲的关系，诱之以利当然可以，但是不能动不动仅靠“让利”、“互利”、“共赢”、“妥协”。更不能为暂时的稳定，而惯坏了一些国家，让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践踏中国根本而长期的主权、利益和未来。无论如何，国内“维稳”的一套不能用到国际，因为截至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有别的科学结论仍然有效。中国必须找到除利益之外的处理亚洲关系的多种手段。

不应满足于“日本式”崛起

第三个层次当然是全球层次。20世纪70年代，美欧开始目前我们仍然在经历的“全球化”过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终结了国内政治混乱，抓住机会，参与了这次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世界和中国居然在全球化下一致循环。

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不能满足于这一种现实、状态和形势。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下，中国在其中最好的情况不过是这样一种场景：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处境。

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日本发达了，实现了日本当年采用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达到的目标。但是，这样做的一个情况是，日本永远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一个次要（二等）国家。这样的国家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要让日本做“正常国家”。

同样道理，中国即使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更加充分地受益（我相信中国在这个体系下还可以进一步受益，只要我们模范地遵守现有国际规则），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姑且不论这样做的代价，中国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国是否也如日本一样，崛起也是局部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探求生活，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改革这个体系。这一点也是大战略任务。

其他国家，尤其是重视国际规则、指望“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国家，早已提出来了要“改革”现存国际制度的任务。有的人和国际机构更进一步，不满足于有限度的修补式的对国际制度的“改革”，而提出了“民主化全球治理”的更加宏伟的任务。2012年12月17日，在联合国开放计划署（UNDP）于北京举行的“全球治理高层论坛”（笔者受UNDP之邀担任该会议的筹办顾问）上，就有一节专门讨论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问题。

现存的国际制度，套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身上，总是不“合身”，改革目前的国际制度，也是为了让它们更加符合世界的现实和趋势。为此，中国需要更加强调“全球治理”，要求现存国际制度符合中国的“身体”状况。

为此，中国外交不得不考虑以下两件大事：一是重建、翻新旧的国际制度，即进一步改革现存的国际架构——从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到世界贸易组织；二是新建国际制度，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二十国集团到一系列的区域治理架构。

重建和新建，与以前在国际体制之外高喊“推翻”、“革命”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很不一样。这是一种中国在变化了的世界上的新使命和新角色：不仅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参加者，也是包容性世界秩序的建设者，不仅是促进世界以规则为基础的基本力量，而且竭力能为这样的世界担当责任和提供方案。

中国在其中占据特别而重要地位的“二十国集团”（G20），和“新兴大国”合作机制（BRICS）是两大非常有用的工具，具有实现上述全球治理转型的巨大潜能。在G20这个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大国的框架下，中国可以不仅实现与西方（欧美）的互动，而且还可以与其中的非西方大国互动；而如果西方在未来几年仍然一蹶不振，BRICS的持续、巩固与兴盛，则使其在许多关键的方面具有成为引领未来世界秩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