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晓：中美间必须有座桥，来跨越两国间各种重大差异

如今，中美关系正经历着自两国建交后非常困难的时期。在尼克松访华暨“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中美融冰史会有哪些启示？上观新闻对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让历史照耀现实，汲取智慧与力量。

客观利益与主观把握

上观新闻：一种看法认为，原本互相对立的中美能够共同发表“上海公报”是因为两国当时有共同利益，对此你是否认同？

陈东晓：中美间有共同利益是客观的存在，但能否及时把握它，却考验着双方的主观选择。“上海公报”的问世是两国关键人物审时度势，顺势推动而成，将中美关系由原来的惯性发展推向转折性的变化。

对于美方来说，除了尼克松政府希望早日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以及通过缓和美中关系在美苏争霸中取得优势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华盛顿政治人物开始反思过去长期实施的对华“遏制加孤立”的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自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国内，包括国会山曾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其背景是，红色中国在美国长期全面遏制下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日益强大，国际影响力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都在提升。这场辩论的结论是，美国必须要同中国接触。

此外，尼克松与基辛格当时都意识到，虽然大格局还是美苏两强争霸，但包括中国、欧洲、日本等在内的多极化力量逐渐兴起。尼克松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提到，如果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也就是说，尼克松已经认识到，与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打交道是种必然。

上观新闻：那在大洋对岸的中国呢？

陈东晓：中方在密切关注美方微妙变化的同时，也在积极考虑调整对美政策。特别是1969年3月中国北方边境冲突后，毛泽东请4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老帅们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勾画出与当时官方表述不同的国际战略态势，为缓和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1971年，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隔绝22年的中美民间大门悄然打开。

还有一点，尽管中美在1972年前表面处于“隔绝且对立”的状态，但之前两国官方已通过华沙、巴基斯坦、巴黎等渠道进行大量秘密接触，1971年基辛格两次访华、1972年1月特使黑格访华，再到同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共同发表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新时代。

存大异与求大同

上观新闻：作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首个公报，“上海公报”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陈东晓：我想，应该是开创并奠定了中美日后“存大异求大同”的交往模式。所谓“大异”，公报开头就用大段文字阐明中美各自立场与彼此分歧。这种反常做法恰恰显示出中美靠近的诚意，双方不是为达成公报而“和稀泥”。正因为明确彼此间的“大异”，使中美的“大同”更具可信度。比如公报提到，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这种“求同存异”的模式，成为之后中美交流的有效范式。

不仅如此，“上海公报”也成为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石。因为它不仅确认了两国核心利益问题，比如中方关心的台湾问题，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这两个意识形态领域如此不同国家的发展关系的初心——两国要和平共处，不要对抗打仗，这才有了后续的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及1982年八一七公报。不管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打开了的中美交流大门从此再也关不上。

我们要敬佩当时中美政治家的巨大勇气与高超智慧。毛泽东说，两家不可能不对话，总是要谈的；尼克松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有稳定与持久的和平。他们都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为重，从长远战略全局来看待中美关系。

利益交汇与相处原则

上观新闻：当前，中美关系处在自1972年以来又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回顾50年前这段历史，对当下借鉴是什么？

陈东晓：最重要的一点，是中美间必须有座桥梁来跨越两国之间各种重大的差异，并通过这座桥梁来谋求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的交汇面，加厚两国各个层面交往的基础。

这座桥梁不能只有中美间存在利益交汇点，这恐怕不能使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因为共同利益固然重要，但它会随时与势而变化，就像如今美方一些人不顾彼此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用意识形态对抗和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因此，这座桥梁应该能够针对全球局势和中美两国自身的发展变化，确立新时期中美相处的基本原则。

上观新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与拜登总统视频会晤提出的三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陈东晓：相互尊重的核心，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美方应该不采取破坏对方政治安全、危害对方主权、领土和发展等核心重大利益的敌对行为。和平共处的核心，是双方要顺应世界大变局和多极化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美方要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方向和力量增长，用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处置双方的利益分歧。合作共赢的核心，是双方要不断培育正和而非零和博弈的思维，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目标。

上观新闻：这些准则都要在实际交往中落实。

陈东晓：是的。50年前，美国国内不仅有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声音，也有观点认为美中关系转圜不必如此之快，但美国领导人顺应潮流抓住机遇，打破两国20多年的坚冰。如今，美国一些人因为短期政治利益就拿中国问题说事，提出与中国“脱钩”，美国领导人应该要有当年的勇气与气魄，拿出战略意志与战略定力，将美中关系重新带回正常轨道。

确定性力量与不确定性环境

上观新闻：你如何预判未来中美关系发展？

陈东晓：50年前，美国决策层认为相对于其他威胁，红色中国并非美国的首要和现实的威胁。但如今美国决策层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再加上全球疫情影响，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为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作好充分准备。中美两国如果真进入长期全面对抗甚至更坏状态，将是21世纪最不幸的大国关系悲剧。

对华盛顿而言，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决定美国国运的世纪之问。从表面看，美国政府当前对华采取遏压政策，与其“内病外治”的策略密切相关，也就是通过找外部威胁来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民意，将中国视为对手甚至敌人来增强美国危机感，进而希望加速推进一些国内经济和改革议程。但最关键的，是美国决策层是否愿意尊重并接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种族血脉上均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崛起？这个恐怕比较难。

因此，尽管我们不愿看到，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中美间竞争加剧，低中烈度的对抗风险加剧。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努力加固能够维护中美间总体稳定的框架，构建能够跨越分歧，增加合作的各种桥梁，至少要为两国关系建立“护栏”或“防火墙”，防止中美关系由失控而导致全面对抗。

上观新闻：面对复杂局面，我们该怎么做？

陈东晓：我想，还是要不断加强我们自身的确定性力量，这是我们应对未来不确定环境的最有力保障。中国发展方向、综合力量的继续上升和坚持和平发展战略，是中美关系中最强大的“定海神针”。

此外，还是要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底座。50年前，当“上海公报”打破两国对抗与隔绝后，中美官方、经贸、人文领域交流逐步开展，各方合力推动两国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如今，中美关系出现困难，但民间交流、地方交流、经贸往来还是要尽量去做。如果中美真处在两个完全脱钩甚至对抗体系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

正因如此，我们注意到，中美双方有识之士都在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双方社会、政府喊话，希望美国政府能保持理性，抓住合作契机。我相信中方有定力、有信心、也有耐心来应对中美关系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