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英国脱欧与西方“劳力者”造反

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无疑是个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从许多角度，这一结果并不意外。

早在2011年，我就曾在《联合早报》发表《英国成为“欧洲剩女”和法德两国的“鱼兔婚姻”》一文，指出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正在回归到“欧洲剩女”和美国第51州之间的角色。当前公投结果，无非是“欧洲剩女”角色的正规化。

“阿拉伯之春”的失败，加上欧美短视的外交政策，大中东局势每况愈下，触发了前所未有的难民浪潮，欧盟处境因此也急剧恶化。尤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卷土重来。

我今年3月在《联合早报》发文《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和欧洲的大一统前景》，指出欧洲大一统很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根据英国传媒，移民争议正是推动英国“脱欧”民意的主要动因。

这些带有必然性的大气候之外，也有若干个人决策的偶然性因素。卡梅伦首相为了摆平党内个人矛盾，贸然允诺这场并不必要的公投是其一；工党党魁科尔宾出于狭隘左翼偏见，未能真心动员全党上下反对脱欧是其二；卡梅伦政府以节约开支为名，否定其他党派建议把投票年龄下限从18岁降低到16岁，是其三（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全英16岁至18岁年龄群体中主张“留欧”的比率高达75%）。

如今生米煮成了熟饭，英国、欧盟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得正对后果。例如因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压倒多数主张“留欧”，英国是否会从“大不列颠”变成“小英格兰”？欧盟是否会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分崩离析？还有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负面冲击等等，都是论客们争议不休的重大议题。

依我的看法，英国“脱欧”公投，反映的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内部矛盾——“劳力者（brawn）”与“劳心者（brain）”群体之间日益加大的距离和鸿沟，以及“劳力者”不断沉沦的社会经济地位。

近半个世纪来，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趋势，便是教育的“附加值”或社会回报持续上升，造成“劳力者”与“劳心者”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这里的客观因素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前者使得高教育和高技能职业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回报，后者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国际化，欧美各国的低教育蓝领职业收入停滞乃至下降。

许多“政治正确”人士不愿面对的一个事实：虽然有《21世纪资本论》渲染资本传承的作用，近代欧美世界的社会竞争机制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公平性，特别是公共教育的普及。这使得教育竞争的结果越来越取决于智力水平，导致欧美社会高教育“劳心者”与低教育“劳力者”的分野，以及相应的社会竞争结果，日益取决于先天智力。比尔·盖茨的名言“软件是个智商工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社会调查表明，智商每相差一分，年均收入就会相差数百美元。这是很难通过政府政策来干预改变的社会现实。

欧美各国的高智商高教育群体，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驱动的社会竞争中的大赢家。在半个多世纪来主导西方“上层建筑”的“精英统治”原则下，这些高教育精英群体把持了经济体制和游戏规则。所谓顶尖1%和0.1%的富人群体，绝大部分也来自这一高教育阶层。

西方社会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浪潮，可以说代表了在社会竞争中日渐落后的低教育“劳力者”终于忍无可忍，而追随若干自封为民请命的政治领袖群起“造反”，冲击精英群体所把持的政治经济体制。英国的脱欧公投，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按照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脱欧”民意明显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低教育人口比率越高的选区，“脱欧”票数比率也越高。

出于对精英阶层的“造反”心态，这些低教育群体对于上层精英尤其经济学家，在公投前一致宣扬脱欧会带来的负面恶果，置若罔闻。他们和欧美其他民粹主义持有的强烈排外主义，固然带有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偏见，但也有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理性成分。

总之，如果欧美社会无法有效和合理顾及低智商低教育群体，在高科技革命和全球化之下的社会经济地位问题，则英国“脱欧”公投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浪潮将难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