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明圈与“文化强国”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区、宗教文化所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亚历山大帝国的崛起：军事、文化艺术、佛教；贵霜帝国的崛起：军事、佛教文化艺术；波斯王朝的崛起：军事、驿道、贸易、拜火教；唐王朝的崛起：军事、贸易、丝绸、儒教、佛教；阿拉伯王朝的崛起：军事、贸易、伊斯兰教；成吉思汗的崛起：军事、驿道、贸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高僧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来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斯拉，求取佛教真经。

在“东西双向开放”的思路下，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的“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那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发现这是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这是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文化圈，如巴基斯坦北部山区。

自古以来，从古代高僧、商队，到西方探险家，往来丝绸之路多走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瓦罕走廊。但是，除了法显、宋云、玄奘和斯坦因等中外旅行家留下的文字外，很难找到更多的书籍。今年暑期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读到小说156页，看到吉尔吉斯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我困惑了。为什么中国商人要带《禹贡》去荒寂的葱岭西部做生意？翻开《禹贡》，发现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 绥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新丝绸之路大国博弈的赢家，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经济领导者，也必须是一带一路的文化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