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政治结构比较研究

　摘要：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中东国家或政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变化最为显著，它们按照政党制、议会制、选举制的模式各自进行了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尚不成熟。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制度无疑改变了这些国家或政权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是治本良药，中东地区的问题需依靠地区自身来解决。
　　关 键 词：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政党；中东政治
　　作者简介：肖凌，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北京 100024）。
　　文章编号：1673-5101（2009）01-0074-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随后推行的“大中东”计划，对中东地区造成了全方位冲击，改变了该地区政治生态和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对该地区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中东国家或政权由于某些政治强人的消失，加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严重脱节，其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政治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社会的政治结构，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及立法、司法、宪法的规程等。[1]310本文着重对上述国家与政权的政党、议会、选举等政治结构基本要素进行对比研究。
　　
　　一、近年来伊、黎、巴政治结构的主要变化
　　
　　1．伊拉克
　　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包揽”了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但在政治层面上,由于伊拉克的政治制度重建是一个全新的架构，完全从零开始，因此伊拉克国内以往复杂的宗教、教派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美国等在战后成立了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2004年3月临管会在巴格达正式签署伊拉克战后首部临时宪法文本，6月临管会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了权力，临时议会随后组建成立。2005年伊拉克举行了过渡议会选举，进而组建了过渡政府，9月过渡议会批准了正式宪法的最终草案，并将草案定稿提交联合国，10月伊拉克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2005年12月伊拉克根据宪法举行正式议会选举，在总共275个席位中，什叶派的“伊拉克团结联盟”获128席，库尔德政党联盟获53席，逊尼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共识阵线”和“伊拉克全国对话阵线”共获55席，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共识阵线获44 个席位，前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领导的联盟伊拉克团结名单获25 席。[2]库尔德政治领导人塔拉巴尼出任伊拉克总统，具有实权的总理职位由夺得议会多数地位的什叶派获得，逊尼派人士出任议长。2006年4月塔拉巴尼任命什叶派人士马利基担任总理并组建民族联合政府。由于各宗教、教派和部族之间依然存在许多利益冲突和政治分歧，联合政府的组建历经波折。2007年4月什叶派“萨德尔派”退出马利基政府，6名内阁部长集体辞职；7月最大的逊尼派政治团体――“伊拉克共识阵线”连同其6名内阁部长又宣布退出政府；8月又有5名部长辞职，使政府近三分之一的部长职位空缺。萨德尔派和伊拉克共识阵线在议会中分别占30席和44席，拥有很大影响力，他们的缺席。使伊拉克的团结政府名不副实，面临解体的危险，伊拉克陷入自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2．黎巴嫩
　　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实行独特的政治教派体制：按教派分配国家领导职务，基督教马龙派人士出任总统，逊尼派穆斯林担任总理，什叶派穆斯林任议长，按比例分配各派的议会议席。2005年2月黎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遭暗杀身亡，黎政坛掀起轩然大波。黎反对派将矛头直指叙利亚，叙迫于国际压力宣布从黎撤军，结束了在黎长达29年的驻军。哈里里之子萨阿德为首的黎巴嫩反对派在随后举行的黎国民议会选举中一举获胜。黎反对派的上台被西方国家称为“雪松革命”，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目前黎巴嫩多数派在议会共128个席位中占据68席，少数派占59席，因有议员遭暗杀空缺1席。2007年黎各派别就新总统、内阁人选产生了严重分歧，对立不断加剧，反对派民兵和政府军甚至于2008年5月发生武装冲突，原定于2007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总共被推迟了19次之多，整个国家有184天处于无总统状态，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紧急干预，黎巴嫩各派才于2008年5月25日在卡塔尔多哈达成协议，较为中立的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莱曼被议会选举为新总统，他在议会宣誓就职的演讲中说，黎巴嫩正在从“自我毁灭”中清醒过来，并呼吁各政治派系、黎巴嫩人民掀开一个新的篇章。[3]
　　3．巴勒斯坦
　　2004年11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后，巴总理阿巴斯被选举为新一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6年1月巴勒斯坦进行历史上的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出人意料地夺得选举胜利，获得立法委员会总共132个议席中的76席，法塔赫获得43席，其余由其他竞选阵营和独立候选人获得。[4]哈马斯组建的政府拒绝承认以色列、放弃暴力以及承认巴以之前签署的和平协议，因而受到西方社会的抵制和孤立，经济援助也被切断，巴自治政府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哈马斯转而寻求与法塔赫等组建民族联合政府，2007年2月阿巴斯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迈沙阿勒就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新政府政治纲领和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问题达成“麦加协议”[5]，3月巴勒斯坦民族联合政府宣誓就职。但哈马斯上台后和巴勒斯坦传统主导势力法塔赫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即使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双方还是龃龉不断，时打时谈。2007年6月，哈马斯武力攻占加沙，双方的矛盾达到了顶峰，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政府，并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实行紧急状态，阿巴斯还在拉姆安拉组建了过渡政府，哈马斯拒绝承认这一政府，其联合政府则继续在加沙运转，双方在加沙和西岸各自为政。
　　综合来看，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目前的政局变化，都是由于直接或间接受到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均采用以政党、议会、选举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模式，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政治结构的确立，还是朝野政党的轮替，都充分反映出伊拉克战争之后地区国家在国内政治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地区其他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也十分值得关注。
　　
　　二、伊、黎、巴政治结构比较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三方中，黎巴嫩的政治结构是几十年来政党教派制度积淀的结果，符合黎国内政治的实际。随着新总统的当选，黎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已有惊无险地度过。各派的纵横捭阖是黎巴嫩政治格局的常态，尚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根本。伊拉克政府目前因逊尼派、什叶派一些势力的退出，多名部长职务空缺，各派对话仍未告一段落，但新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已得到确立，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步入宏观规划，只要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不恶化，政局应总体走向稳定。巴勒斯坦政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繁多，激进组织通过选举上台出乎意料，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分治局面没有改观。2008年3月初，巴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目前“已无和平可言，和平进程已经被埋葬。”[6]比较伊、黎、巴目前的政治结构，发现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1．分权体制和权力的制衡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都通过政党、议会选举制度完成立法权、行政权的分配。中东地区各国众多的宗教、教派和部族形成了众多的政党，进而组合成不同的政治势力，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议席，议席的多少决定政治权力的多寡。但无论多党政治如何变化组合，都没有单独一个政治势力能够取得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伊拉克宪法规定，只有占据议会全部席位的一半以上才能够单独组阁，而总理和内阁名单需议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才能生效，什叶派虽获得议会选举大胜，但其议席比例仍不足50%，未达到执掌大权的门槛。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组成内阁是执政的唯一出路：组建联合政府，通过各派别之间达成的协议，确立内阁、总理甚至是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从而完成政治权力的最终分配。
　　伊拉克战前，长期以来伊拉克复兴党当局一直面临着来自流亡国外的政治反对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三重威胁和挑战。[7]139战后，伊拉克由美国主导建立了临管会，2005年伊拉克进行的首次大选中，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不同政党各自组成联盟，其分别取得的议席与伊拉克全国人口中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人口数量的多寡（什叶派大约是60%，逊尼派占20%，库尔德人占20%）也大致对应。目前伊拉克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分别由库尔德人士塔拉巴尼、什叶派人士马利基和逊尼派人士马什哈达尼担任，类似于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体制，体现了各派分权、制衡的思想。其中由什叶派人士连续出任具有实权的总理职位，正是什叶派政党在议会中以及什叶派人口在伊拉克总人口中占多数的体现。
　　与伊拉克不同的是，在黎巴嫩议会中的比例是人为确立的。1943年黎巴嫩独立之际，黎各派达成协议，以人口构成比例为基准，确立国家权力分配原则：一是按教派实力分配国家领导职务，总统自基督教马龙派产生，总理来自逊尼派穆斯林，议长则为什叶派穆斯林；二是按各派人数分配议会席位，在议会99个议席中，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按6∶5的比例分配议员席位。[8]2091989年10月黎巴嫩议会在沙特达成民族和解的“塔伊夫协议”，根据该协议，黎政府于1991年6月任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一半的108名议员[8]209，将双方议席比例确定为1：1。塔伊夫协议对1943年起实行的黎教派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重新建立有利于穆斯林的权力平衡，从而平息了基督教与穆斯林民兵之间的武装冲突，结束了黎内战。此后黎巴嫩主要政党“未来阵线”（逊尼派）、长枪党（基督教马龙派）、自由国民党（基督教）、阿迈勒运动（什叶派）、真主党（什叶派）历经分化组合，形成多数派和少数派，内阁部长和总统、总理、议长人选不断磨合，但教派分权体制和固定的议会比例最终总能维持黎国内的政治平衡。
　　在巴勒斯坦，哈马斯首次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就一举击败长期主导巴政坛的法塔赫，赢得大选。“哈马斯在组阁之初曾向法塔赫等派别提议组建联合政府遭到拒绝。哈马斯最终独自组阁并组建了一支由内政部领导的3000人组成的准军事力量。由于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放弃暴力、拒绝接受巴以业已签署的协议，哈马斯政府遭到以色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抵制，并陷入财政危机。哈马斯被迫再次寻求组建联合政府。”[9]5-102007年3月哈马斯重组巴联合政府，鉴于在立法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哈马斯本应有能力单独组阁。但为淡化自身激进党派的色彩，对外树立良好形象以摆脱孤立处境，哈马斯才采取与法塔赫等派别联袂组建政府的策略。
　　2．政治派别与宗教、教派、部族结合紧密，政治主张差别明显
　　三国各政治势力有鲜明的宗教、教派和部族特点，大多数政党基于单一的宗教、教派或者部族组建而成，宗教、部族认知是各政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其政治主张各有不同：
　　伊拉克战后重建伊始，名目繁多的政党组织迅速依照宗教、教派和部族形成政治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由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和达瓦党这两个最重要的什叶派党派和16个党派组成，伊拉克团结名单由16个党派组成，逊尼派的伊拉克共识阵线由伊拉克伊斯兰党等3个政党组成，库尔德政党联盟由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另外6个党派组成。什叶派团结联盟力图利用什叶派人口优势，扩大政治权力。逊尼派政党联盟则力图摆脱萨达姆强权统治倒台的不利影响，避免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受到排挤，维护自身在新的国家政权中的利益和影响。库尔德联盟则试图稳步巩固并扩大既有的自治权。伊拉克战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分别占据南、中、北部大块区域的格局十分明显，因而在政治重建初期，新的政治制度实行联邦制的建议为各方所不容，因为联邦制对整个国家来说意味着现实的分裂威胁。“美国通过战争很快就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要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基础却是另外一回事。美国要改变伊拉克的政治体系和统治基础绝非易事，这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职能关系和法律，还要得到伊拉克人的认同，这将是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0]176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5年后，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等各个派别仍然无法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民族和解，教派矛盾和部族矛盾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黎巴嫩是议会民主制共和国，教派分权制却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黎巴嫩共和国成立之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并非民族意识、祖国意识，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教派政治意识和教派利益认同，带有强烈的维护狭隘的教派和家族私利的目的和特性。 [7]315因此，代表各宗教、教派或部族的黎巴嫩政治势力之间很容易存在政治分歧，而不易调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派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在原有的权力分配基础被打破后，各派之间围绕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武装冲突不断，并直接导致1975年内战。1990年内战结束后，黎虽努力消弭内战造成的教派、宗派和党派隔阂，但教派分权的特殊政治架构决定了政府缺乏权威。
　　在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是目前最主要的政治派别。法塔赫在宗教上属于逊尼派，代表着巴勒斯坦社会的大多数。”[11]208法塔赫曾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逐渐趋于温和与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同意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12月，是一个集宗教性、政治性为一体的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解放“全巴勒斯坦”土地，拒绝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哈马斯与法塔赫两派执政理念完全不同：哈马斯拒绝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其提出的三项要求，即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和履行业已达成的巴以协议，并主张坚持抵抗，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则倡导放弃暴力，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与以色列作斗争，建立一个世俗国家。
　　哈马斯上台后，尽管也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但并未放弃激进、反以的主张，因为这正是其基本的政治立足点。这种差异使得哈马斯上台之后，不仅巴以和谈再无进展，而且导致巴勒斯坦内乱不断。哈马斯2007年6月直接采取军事手段攻占了法塔赫在加沙的众多要害部门，完全占领加沙，成为其势力的大本营，造成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分治状态。
　　3．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平衡，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势力影响：
　　美国通过临管会，直接主导了伊拉克战后重建，因此，在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时，美国当然不会袖手旁观，把到手的果实拱手相让。[12]17伊拉克现在的一些政治领袖，在战前曾是流亡海外的萨达姆反对派，长期受美国扶持。库尔德地区在伊拉克战前就受到美的庇护，美在海湾战争之后在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使库尔德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游离于萨达姆统治之外。驻军是美对伊拉克影响力的一个象征，美伊双方对美撤军尚未统一认识，“美英等国继续驻军伊拉克是不变的” [12]18。同时，伊拉克国内政治也牵动伊拉克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什叶派和伊朗也有千丝万缕、根深蒂固的联系，一些什叶派政党曾在伊朗设立总部，而什叶派政治家在萨达姆时期流亡伊朗的也为数不少，甚至“伊拉克什叶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希斯塔尼系伊朗人，至今还持伊朗护照” [12]17。另外，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萨达姆倒台后“翻了身”[12]22，他们在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引起了土耳其对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高度警觉，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土耳其甚至不顾对美关系，于2008年2月进入伊拉克北部，展开越境地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黎巴嫩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有其历史原因，经历了长达15年的内战，叙利亚自1976年5月就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哈里里遇刺后，当时的黎巴嫩反对派对叙利亚保持了强大压力，美、法等西方国家也将矛头直接对准叙利亚，迫使其在2005年4月彻底撤出了驻扎在黎巴嫩的军队。然而，“叙利亚的军事控制虽告结束，但是，‘塔伊夫协议’规定的叙黎‘特殊关系’依然存在，黎叙两国间签订的‘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防务条约’仍牢牢制约着黎巴嫩，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未建立。黎巴嫩国内还存在不少亲叙政治派别。因此，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潜在压力及实际控制和影响，短期内很难彻底消除。”[13] 2006年11月，各派在设立审判哈里里遇害案国际法庭问题上意见不合，6名反对派部长退出政府，导致黎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直至即将举行新总统选举时，两派议员人数均达不到选举总统议会会议必需的法定人数。两派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各持己见，致使总统选举无法按期举行。法国、美国、埃及等国政府和阿盟对此进行了积极斡旋，努力促成黎各派弥合分歧，尽快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黎两派曾就黎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莱曼作为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如何修改宪法以允许苏莱曼参选及未来内阁比例分配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以真主党为首的黎反对派坚持，议会多数派必须满足反对派拥有参与决策权、保证1/3以上内阁成员席位等一揽子政治要求，否则决不参加总统选举。两派再起纷争，至2008年5月更是兵戎相向，后经阿拉伯国家调解委员会紧急干预，两派于5月16日到多哈进行对话，就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总统选举扫清了障碍。
　　巴勒斯坦的国内政治更是与巴以和平进程密不可分。阿拉法特去世后，美国在推进民主方面持续保持对巴勒斯坦的压力，布什曾公开声称，“巴勒斯坦的命运掌握在巴勒斯坦人手里，‘如果你们（巴勒斯坦）决定，你们不需要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14] 33－37布什赢得连任后，一方面表示要继续推进和平“路线图”计划，另一方面也一再敦促阿巴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哈马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通过选举加入政治主流的机会。然而，哈马斯胜选的结果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先是竭力推进巴民主选举，但又不承认选举结果，从这个层面看，巴目前局势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策导致的”。[14]33－37此后在2007年哈马斯攻占加沙引发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哈马斯和法塔赫虽然启动了对话和解，但法塔赫则担心与哈马斯寻求和解将使过渡政府遭受美、以等国的封锁。而事实上，以色列已经要求阿巴斯在继续谈判和与哈马斯结盟上做出选择。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尼亚也说，只有在巴各方都表现出对话的诚意、某些派别不再受美国的操纵时，巴内部对话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三、伊、黎、巴政治结构的特点
　　
　　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产生巨大的冲击，也带来长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美国携战胜国之威，巩固了在中东的主导权，从而施行新的中东政策，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改革，这是地区不同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和共同的背景。而地区总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内部也有一些求变的冲动，这是其政治变革的原因之一。总体说来，它们的政治结构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 内外因相结合――合理因素与矛盾因素兼而有之
　　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在政治结构上的这些变化，体现了西方政治制度和地区独特的政治环境相结合的特点。它们实行了具有西方特点的政党制、选举制、分权制，有别于该地区某些国家历史上常见的政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东国家多派别、多民族的普遍特点，反应出不同阶层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政治诉求，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社会关系，也使西方政治制度明显有些“水土不服”。美、欧等西方国家不顾地区宗教、教派繁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强行推动“民主化”，不仅无助于调解、缓和地区国家内部矛盾，甚至可能使各政治力量的分歧升级化、表面化、尖锐化，国内问题协商不果，只能寻求外部势力的介入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推行地区民主化改革，其首要出发点并不是解决地区问题和促进地区发展，而是出于谋求扩大自身在地区的影响力和插手地区事务的考虑。
　　2. 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
　　复杂的内外因素造成了伊、黎、巴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试图扩大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寻找切入点；另一方面是地区自身历史恩怨和现实利益冲突交织，在国内政治中就体现为各政治势力协商妥协的困难程度。它们通常不存在一种政治势力占据绝对主流的情况，而必须采用民族联合政府的方式联合执政。各政治势力紧紧咬住自身基本利益，重要政治事务往往不乏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旦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无法回避时，动辄以退出联合政府相威胁。多数派获得选举胜利固然不易，执政后又受到反对派处处掣肘，稍有不慎就得承担联合政府瓦解的压力。宗教、教派、部族问题和民族和解始终是政治结构是否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3. 政治力量拥有武装，增添不测因素
　　伊、黎、巴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即政治力量拥有民兵武装的问题，如萨德尔、真主党、哈马斯等都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从而导致它们一直隐约笼罩在武装冲突、内乱的阴影下。真主党武装和黎巴嫩政府军2008年5月因黎巴嫩政府试图拆除真主党自设的电话网络而发生武装冲突，交火持续数天、死伤过百人[15]，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拉尔森认为，这次冲突是黎自1990年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和武装冲突，危机的核心是黎未能选举出新总统，选举真空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的局面；2007年6月哈马斯和法塔赫下属的武装组织多次发生激战，最终导致加沙和西岸分治，短短几天之内就使110人丧生，500多人受伤；伊各派武装组织的存在对伊国内政治对话协商有重大影响，但各武装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和现实因素，并不是单纯的解除武装就能解决。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被诠释为抵抗以色列侵略的产物，在伊拉克动荡的安全局势中，民兵武装也能被阐述为乱局中自保的手段。伊拉克总理马利基2008年4月曾要求萨德尔解散其武装“迈赫迪军”，否则将禁止萨德尔派参加10月举行的地方选举。萨德尔则回应称，只要外国占领军存在一天，就不会解散“迈赫迪军”[16]。
　　
　　四、结语
　　
　　从对伊、黎、巴的政治结构比较中可以看出，它们按照多党制、议会制、选举制的模式进行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看尚不成熟。即便是政治制度较为完善和领先的黎巴嫩，也有众多未决问题，虽然外国军队的撤出和国内政治的重新分化组合，也曾给黎巴嫩的国内政治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伊拉克、巴勒斯坦目前的政治结构只有短短数年的发展历史，仍处在摸索阶段，还需各政治力量长久的磨合，由于伊、巴对外部势力的依赖较为突出，因此能否摆脱外部因素的影响对其政治体制发展方向起关键作用。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对改变中东国家的政治模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是治本的良药。外部干涉也会造成民主化的变质。中东地区有其特殊性，政治制度的变革应与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一起协调发展，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关各方的耐心和努力，这些都不能一概以民主化改革来包揽。政治制度的发展，不应由外力强行推动，地区问题还应依靠中东地区自身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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