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还是“埃及化”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开始了希腊人对埃及的统治。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帝国分裂，他的部将托勒密继承对埃及的统治，随后正式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史称托勒密埃及(公元前305-前30年)。希腊人征服埃及后，大量希腊人涌入埃及，两种文化在同一时空交汇碰撞。对这一时期两种文化的地位问题，学者们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德国学者德罗依森就最早用“希腊化”（Hellenism）一词来表达希腊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征服之意。［1］（P42）虽然有学者认为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但是仍旧强调希腊文化的主体地位。［2］(P106)也有学者指出希腊化时代实际上也是希腊人东方化的时代。［3］(P578)尽管国内关于希腊化文化的著述颇丰，但是鲜有学者专门针对托勒密埃及的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文化地位问题进行讨论。［4］(P20-24)本文以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为考察对象，揭示希腊文化在和埃及文化交锋的过程中，究竟是“希腊化”了，还是“埃及化”了。
　　
　　一、 希腊移民文化传统的短暂维持
　　
　　在托勒密埃及，希腊和埃及文化不可避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希腊人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埃及人面前，他们以武力为先导，以政治统治为后盾，在入主埃及的最初一百年里，多是希腊因素影响埃及，希腊移民能够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
　　 早期托勒密国王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希腊马其顿人的支持，而同时联合埃及高级僧侣和贵族阶级共同专政。［3］(P591)托勒密国王的统治思想造就了希腊马其顿移民的特权地位，使他们有大量的机会担任国家的中高级官职，而血统的纯正性就成为他们谋求政治地位的前提条件。另外，他们作为征服者，在文化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自认为是优等的民族，想方设法使希腊的文化传统不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在托勒密王朝早期（公元前三世纪）尤为突出。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大量移民涌向埃及，这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5］(P179)初来乍到的希腊人努力在陌生的土地上营造家乡的氛围，很多新建村庄的建筑布局和风格都是希腊式的。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弗斯(Philadephos)在阿西诺特诺姆（Arsinoite Nome）的东北部修建了一个名叫菲拉德尔弗斯的村子，用来安置一些希腊人组成的驻屯军（Cleruchs）。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个村子的建筑布局是典型的希腊模式。在埃及的乡村地区，类似于菲拉德尔弗斯这样的村落还有很多。［6］(P26)偏远的乡村尚且如此，在希腊移民聚集的城市，更是体现希腊的建筑特色，比如亚历山大里亚就是一座希腊传统的长方形城市。［3］(P607)
　　 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大多数希腊移民相互通婚。曾经有学者根据公元前三世纪的纸草文献对早期托勒密埃及的家庭情况作过统计，发现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希腊移民娶埃及的妇女为妻，但只是极少数。［7］(P153)希腊语取代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他们用希腊语交谈，书写文章、信件。埃及出土的大量的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纸草文献当中，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移民所保留下来的生活和工作的资料基本上是用希腊语写成的，而此后的文献资料则兼有希腊语和埃及语。［6］(P5,37,56,69,88,104)
　　 芝诺纸草档案显示（芝诺是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的管家），希腊移民在闲暇时间阅读古希腊经典著作，观看戏剧，欣赏音乐，也和故土的同胞一样有高昂的热情参与体育活动。他们希望子女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惜花费大笔钱送孩子（大多数为男孩 ）去希腊式学校读书，学习算术、修辞术，熟记希腊马其顿的山川河流，学习马其顿的历法，阅读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和荷马史诗。体育馆作为希腊人必不可少的相伴物也出现在埃及，只要是希腊人较多的地方就有体育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8］(P142)体育馆是希腊人从事各种重大活动的中心，几乎成为希腊社会生活的一种标志。体育馆最开始是作为希腊人进行身体训练和运动比赛的场所，后来又成为希腊男青年军事训练的基地，同时又举办节日庆典。在托勒密埃及，体育馆的建造和维修都是由个人出资。尽管如此，在埃及的希腊移民还是乐此不疲，既有乐善好施的慈善家积极捐助，也有战士和平民集资修建。［6］(P27)体育馆在满足希腊移民现实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们要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渴望，因为体育馆为希腊移民分享希腊的宗教和教育传统提供了共同的场所。
　　 在托勒密埃及，希腊移民在修建体育馆的同时也修建希腊风格的寺庙，比如泰阿德尔菲亚的狄奥斯库罗伊神庙，德墨特尔神庙，拉勃兰达的宙斯神庙和卡拉尼斯的赫隆神庙等。［3］(P621)在宗教领域希腊移民虽然很快受到埃及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到达埃及的初期仍继续按照传统的希腊方式举行宗教仪式。［6］(P26)可见，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移民无论在血统、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都还保留希腊文化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两种文化交汇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希腊移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
　　
　　二、埃及文化对希腊移民的影响
　　
　　公元前三世纪末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结束，社会趋于稳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血统融合。大批希腊移民和埃及人通婚，一般情况是希腊男子娶埃及女子为妻，形成希―埃家庭，相反的情况较为少见。因为法律规定，希腊人和埃及人通婚，孩子获得父亲的法律身份（希腊人或埃及人）。［6］（P27）希―埃家庭越来越常见，纸草文献中出现的名字可以作为证据，很多家庭的成员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腊名字，另一个是埃及名字。［9］(P883)公元前二世纪托勒密斯城的一个希腊移民和一个祖上三代都有希腊和埃及名字的女子结婚。［10］(P123)有学者在一份档案材料中发现有64个希―埃家庭中，有8户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而另外56户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6］(P163)即使是在“希腊化”程度最高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著名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到访时的印象是：源自希腊人的那部分人口已变成混合的种族，不再是真正的希腊公民，不再拥有希腊公民的美德。［11］(P229)显然，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希腊移民和埃及人通婚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希腊移民的血统也不再纯正。
　　托勒密王室的婚姻生活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古埃及宫廷的婚姻传统――兄妹婚得到了继承，如托勒密二世娶他的姐姐阿西诺为妻，托勒密十三世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克娄奥帕特拉七世结为夫妻等等。［3］(P585,588)当然王室的这种血缘婚姻有其政治用意，一方面可以确保王室大权不至旁落，另一方面可以恢复埃及传统取信于埃及人。在公元前一世纪，这种习俗竟也被在埃及的普通希腊移民所效仿，并十分常见，以至于罗马人到来之时，不得不强令禁止。［5］(P207)
　　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两种文化融合的速度加快，语言上的交流开始便利起来，埃及人学习希腊语，当然希腊移民也学习埃及语。公元前二世纪一位希腊母亲写信给她的儿子:“我很高兴你学会埃及语，从现在开始，你可去诊所教学徒，一直到老都有谋生的手段。”［10］(P124)显然一些希腊移民学习埃及语带有某种功利的色彩，但也有许多希腊移民完全习惯埃及的生活，学习埃及的语言，积极参与埃及人的事务。［9］(P883)一个希腊人在给另一个希腊人的信中写道：“我决定对你描述一下我的梦境，也好让你知道神是多么地了解你，我下面用埃及语书写以便让你知道准确的细节……。”［10］(P124)甚至连声名显赫的克里奥帕特拉女王也热衷于学习埃及语，成为第一个会说埃及语的托勒密国王。［12］(P108)女王学习埃及语当然是为了和埃及人交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希腊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是即使是到了托勒密王朝的末期，希腊语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埃及语。
　　至于希―埃家庭的后代，他们是希腊和埃及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很容易掌握两种语言。例如，公元前二世纪末，中埃及的一个名叫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的人就生活在希―埃家庭中。从家谱中看，他的家庭成员都有希腊语和埃及语两个名字，狄奥尼西乌斯的埃及名字是普来尼司(Plenis)，他懂希腊语也懂埃及语。希腊移民的身份方便他进入希腊人的世界，参加军队，与希腊移民签订租赁合同和信贷合同，与希腊移民的经济纠纷也求助于希腊人的法律系统(埃及奉行两种法律系统，分别管理希腊移民和埃及人的事务)。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埃及人的文化素养使他有能力胜任家乡赫莫波力特(Hermopolite)诺姆的地方神�x――朱鹭神的祭司。［10］(P61-62)
　　公元前145-88年的一份纸草档案记录了一个希―埃家庭上下五代人的生活情况。档案中有19篇文献是用埃及的世俗体文字写成的，51篇是希腊语书写的，还有2篇是双语的。从他的家谱中发现，所有的家庭成员就只有埃及的名字，虽然他们享有从希腊祖先那里世袭的希腊人身份。他们会希腊语和埃及语。在这份档案中还发现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女成员在公元前99年签订的婚姻合同，新郎也是希―埃家庭的后裔，但是他们的婚姻合同是用埃及的世俗体文字写的。［6］(P139,140,149,151-152)埃及的语言和传统习俗对希腊移民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大量的纸草档案，我们可以说，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包括希―埃家庭的后裔）虽然没有丢掉希腊语，但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用的应当还是埃及语。因为在托勒密埃及，埃及人和希腊移民的比例是8�X1，希腊移民依旧是少数。［13］(P303)而且大部分希腊移民并不是住在与埃及人完全隔绝的独立区域，而是散居在当地人中间，［14］(P38)这自然便利了希腊人学习埃及语。
　　在宗教领域，希腊移民比较深刻地受到了埃及的影响。托勒密诸王借助埃及的传统神�x而神化王权，但是这种王权崇拜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本文在这里重点以萨拉匹斯神为例，分析埃及的传统神�x对大多数希腊人的影响。
　　萨拉匹斯神（Sarapis）被看成是希腊和埃及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萨拉匹斯是一个合成神，据说是埃及的阿比斯神牛(Apis bull)在死后以某种方式与埃及的丰产神和冥神奥西里斯(Osiris)的神性结合起来。萨拉匹斯又称作奥萨拉匹斯(Osarapis)，这个词就是由两个神的名字合成而来。［15］(P142)萨拉匹斯崇拜中包含“来世得救”的思想，这源于古埃及人对冥神奥西里斯的崇拜。伊西丝和荷鲁斯或哈波克拉特斯（Harpocrates）是奥西里斯的妻子和儿子，这三位神在埃及众神中地位显赫，奥西里斯和伊西丝执掌死后审判，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对出现的。托勒密一世试图对萨拉匹斯神加以改造，缔造连接希腊臣民和埃及臣民的纽带，他把埃及传统神与希腊的神结合起来构成新神。希腊人习惯把埃及的神与希腊的神等同起来，在他们眼中，萨拉匹斯等同于宙斯，伊西丝等同于冥神哈得斯（Hades），荷鲁斯等同于医神阿丝克拉匹斯(Asclepius )。［5］(P356)这样希腊移民就能很快在形式上接受埃及的神�x。对希腊移民来说， 萨拉匹斯是他们的健康卫士。人们虔诚地向他祈求健康和平安，“我为你的健康祈祷，每天都在神圣的萨拉匹斯神面前祈祷。”［16］(P9)类似的祈求的言辞在托勒密时期的文献中十分常见。还有许多人笃信萨拉匹斯的神效，为了治病而到神庙中住上一夜，传说在梦中萨拉匹斯可以为病人治病。由此而衍生的释梦行当在埃及特别盛行。在孟斐斯的萨拉匹斯神庙的托勒密石板上有释梦的记载：“我解释梦，得到来自神的教诲。带着好运。此解释者是个克里特人。”［3］(P624)记录下来的一些治愈的病例都是让人惊诧不已的离奇故事，［6］(P307)埃及传统医学中掺杂的巫术成分，也被希腊人津津乐道。
　　可以这样说，在一段时间内，希腊人对萨拉匹斯的认同只限于形式，他们和埃及人信奉的萨拉匹斯名称相同，但神性不同。在埃及人看来，萨拉匹斯就是他们早已信奉的奥萨拉匹斯，与希腊的神�x没有丝毫的关联，结果很有趣的是，希腊移民和埃及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信奉萨拉匹斯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移民渐渐接受萨拉匹斯作为拯救神的神性，和埃及人认同的神性趋向一致。
　　 注重来世，相信死后可以得救是埃及人的传统信仰，希腊人则向来以重视现世的生活而闻名。但是，来到埃及的希腊移民渐渐把萨拉匹斯看作是他们的拯救之神。希腊人渴望得救、升入极乐世界的文字在当时的希腊文献中比比皆是。公元前二世纪中期，孟斐斯的萨拉匹斯神庙中的隐士托勒密(马其顿人)，在祈求中提到他父亲的死时说：“我父亲去神那里了。”［16］(P93)在当时的希腊文献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这将是我全部的心愿，有幸保护你，无论是活着还是走向神。”［3］(P624)显而易见，很多希腊人抱有死后进入极乐世界的愿望。另外，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新王国时期盛行的为应对死后审判的《亡灵书》大量出现在希腊人的墓室之中。［10］(P187-188)这更进一步证实，埃及救赎思想对希腊人影响之深。
　　希腊移民渴望摆脱现实的苦难、追求来世的幸福也表现在对伊西丝的崇拜上。伊西丝是萨拉匹斯的配偶，作为他的一个合成因素，她的神性也部分地与萨拉匹斯吻合，她也具有掌管地下世界的权力。在伊西丝的庆典中，有声望的人首先用水净身，然后走进“地下世界”――某处黑暗的地方，类似于奥西里斯死后和复活这一期间所接受的某种审判，最后他从黑暗中走出，发出耀眼的光芒，身着圣洁的长袍，手持火炬，向人群展示，他已为神。他的灵魂因此摆脱命运和死神的控制。［5］(P358)伊西丝崇拜不仅受到埃及的希腊移民的青睐，还吸引了地中海世界许多其他民族。伊西丝崇拜曾经传入到巴比伦尼亚的乌鲁克。［5］(P355)伊西丝的崇拜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所宣扬的救赎思想迎合了适逢乱世的广大民众的心理，慰藉了他们的心灵。
　　除了萨拉匹斯神和伊西丝之外，埃及其他的一些神�x也被希腊移民接受。有的希腊移民去哈特舍普苏特神庙获取预言；有的把名字刻在阿蒙神庙的纪念物上，祈求永久的平安；有的虔诚地向奥西里斯求救。在公元前98年和95年，接受希腊传统教育的希腊年轻人，向法尤姆地区的鳄鱼神献祭。［14］(P38)贝斯也是希腊移民信奉的地地道道的埃及神，他的雕像状貌怪异，但他保佑人们免除灾难，并保佑妇女的生育，后来人们给他配了同样丑陋可笑的妻子，叫做贝萨或贝塞特。［15］(P150)埃及神的名字普遍出现在人们的名字当中，如Petosiris(奥西里斯的礼物)，Isidorus(伊西丝的礼物)，Thedorus(神的礼物)，伊西丝、荷鲁斯都直接用作个人的名字，这在希腊移民的名字中都十分常见。［10］(P188)埃及的宗教信仰已经渗透到希腊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 希腊移民“埃及化”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文化地位问题值得关注。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尔（Bell）认为：“希腊主义的外在形式，希腊语、希腊习俗、希腊宗教、希腊的社会生活、希腊的教育、艺术和文学，所有这些都被传输到新的环境中，但希腊文化的灵魂，即思想自由、完整的人性、微妙的平衡、无所畏惧地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是希腊人的荣光。这些却没有被输送到埃及，反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枯萎了。”［8］(P145-146)希腊移民显然在很多关键的文化层面较多地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已经表现出“埃及化”的倾向。作为征服者的希腊人何以会被“埃及化”呢?
　　一般而言，文化的优劣和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弱两个条件联合起来确定文化融合的方向。首先从文化的优势原则考察，很难说两者孰优孰劣。埃及历史悠久，在数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希腊历经古典时期的繁荣，艺术、哲学、文学领域的成就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独领风骚。如此两种文化相遇，势均力敌，其结果只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次，军事政治实力的扶持作用。当两种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军事政治实力的强弱，在文化融合中往往决定文化融合的指向。在王朝早期，希腊统治者借助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给予希腊移民特权，采取保护政策，保证传统文化的延续，并试图把埃及人纳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前三位托勒密王统治时期，埃及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首屈一指，希腊人的统治更是如日中天，这时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显著。
　　从托勒密四世统治(221-205B.C.)开始，埃及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他被迫调整统治政策，对埃及人的态度由排斥到联合，并以此为对内政策的指导原则。政策的调整大大提高了埃及人的地位:他们可以充任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将领和官员，一些资深的埃及老兵得到与希腊军人同样多的土地，埃及的神庙受到王室的保护，享有特权。［3］(P612-613)托勒密四世以后的国王继续推行对埃及人的扶持政策，托勒密八世(145-116B.C.)因此而遭到希腊移民的唾骂。［5］(P205)无论统治者出于何种动机，他们抬高埃及人地位的这一措施，在客观上阻碍了希腊文化向埃及的进一步传播。因民族差异而导致的希腊移民和埃及人的利益差异日渐缩小，希腊移民也就失去了保留自身文化特性的功利性的动力。一方面，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削弱，另一方面，希腊移民受埃及大的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难免在诸多文化因素中带上浓重的埃及色彩。加上希腊移民接受埃及文化较少功利目的，通常因为自身的一种喜好，这种心态作用下的文化融合就会向纵深发展。
　　 文化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希腊和埃及两种文化交锋的三百年间，很显然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说希腊文化把埃及文化“希腊化”了。实际上，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移民文化地位历经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在托勒密王朝的初期，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移民借助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扶持还能够保留希腊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的文化融合是希腊因素占据主导。但是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随着政治扶持力的下降，再加上两个民族通婚的盛行和长期的杂居生活使得希腊移民较多地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在这一时期，埃及文化占据了优势地位，希腊移民表现出“埃及化”的倾向。托勒密时期两种文化的融合没有最后完成，公元前30年罗马人的到来阻断了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