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新冠病毒会对世界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场“黑天鹅事件”（即新型冠状病毒）席卷了全球，并“成功地”使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和战略都受到了质疑。从本质上讲，这就是“黑天鹅事件”的性质。由于不可预测且影响力巨大，“黑天鹅事件”甚至可以阻碍短期政策计划的实施，迫使各国必须将危机管控置于一切战略行动之前。因此，许多预测在一定程度上都难以准确。随着疫情在西方大规模爆发，许多国家加强了对国界的管控，缩减了开支，几乎完全专注于本国境内的问题。然而，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局势相对稳定后，许多巴尔干地区以外的行为体重新变得精力充沛，为控制疫情而失去的一切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恢复，这对塞尔维亚外交产生了额外压力，使其难以按照自身意愿实施外交政策。虽然有些方面可以说是朝着对塞尔维亚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远非板上钉钉。塞尔维亚来说，今年的剩余时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段时期。在国内层面，议会选举已被推迟至6月下旬，使得政府有更多时间有效实施其外交政策。同样，虽然这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但将给塞尔维亚实施外交政策带来额外的内部制约。疫情防控措施造成了进一步的连锁反应，不仅体现在国内事务，也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在很大程度上，疫情并未削弱塞尔维亚外交政策常量的作用（The strength of constants in Serbian foreign policy）。我们此前强调过的四个常量（constants）依然是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核心。尽管塞尔维亚的利益未变，但某些方面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促进经济合作和保持军事中立的政策基本未变，但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欧盟扩大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变化。普里什蒂纳（Priština）的政治动荡导致自决党（Vetevendosje Party）领导人、总理阿尔宾·库尔蒂（Albin Kurti）下台，的确造成了一些变化。新总理阿夫杜拉赫·霍蒂（Avdullah Hoti）降低了对塞尔维亚商品征收的关税，使得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得以继续。与前几年不同，这次是美国推动了双方对话的继续，而不是欧盟。然而，6月下旬有消息传出，哈希姆·萨奇（Hashim Thaçi）和卡德里·维塞利（Kadri Veseli）两位领导人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原定在华盛顿进行的对话被推迟。因此，尽管局势相对稳定，但是已发生的变化主要都是在普里什蒂纳方面。另一方面，欧盟扩大进程陷入停滞。6月下旬，武契奇（Vučić）总统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未能如预期开启2个章节的谈判。此外，2020年下半年将由德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欧盟可能会对塞尔维亚入盟进程采取强硬立场。法国将如何修改入盟进程标准、修改标准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塞尔维亚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仍难以确定。尽管如此，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态度依然坚定。武契奇总统表示，希望在2026年前加入欧盟，这比之前所说的入盟时间晚了1年。在新冠疫情相对稳定后，外界针对塞尔维亚采取的行动主要体现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问题上。如果哈希姆·萨奇和卡德里·维塞利没有受到指控，双方本可以在华盛顿会面，并重启暂停了多年的对话。尽管华盛顿取代布鲁塞尔的作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个意外，但参与对话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正处于大选年，由于抗议活动频频爆发，以及在朝韩问题和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失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迫切需要在外交方面取得成果，即为塞尔维亚与科索沃长达10年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原定于6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未能如期进行，但美国似乎决心积极参与，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此外，欧盟也加大了力度，任命斯洛伐克政治家米罗斯拉夫·莱恰克（Miroslav Lajčak）作为欧盟参与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对话的特别代表。6月中旬，莱恰克分别访问了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并表示希望对话能在欧盟的主持下继续开展，甚至达成协议。美国的积极参与使得其他主要行为体也迅速做出了反应。与欧盟一样，俄罗斯也更加积极地参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的访问、塞尔维亚总统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会晤，均发生在这场注定失败的华盛顿会议之后。因此，议会选举后一周的局势明确体现了塞尔维亚的立场，当时塞尔维亚总统访问了莫斯科和布鲁塞尔，并计划访问华盛顿。三方对这一问题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和积极性，必将影响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处于观望状态。但是，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按照原定计划访问塞尔维亚，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塞尔维亚在疫情之前面临的许多外交问题再次出现。这些问题主要与黑山和反对《宗教自由法》（Law on freedom of religion）的抗议活动有关。自疫情稳定以来，抗议活动一直在继续。政府和反对派在著名旅游城市布德瓦（Budva）发生了冲突。虽然冲突主要是政治性的，但仍被解读为“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支持者和政府支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塞尔维亚民众越来越多地关注在黑山境内发生的事件，因而塞尔维亚外交政策可能在这些事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幸运的是，新冠疫情没有加剧波黑的不稳定，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族群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事件使得塞尔维亚的立场更加复杂化。塞尔维亚进步党（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 SNS）在6月下旬进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进步党在上届议会中占据优势。由于一些反对党抵制，且仅有两个非少数党参加了议会，如今进步党对塞尔维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拥有绝对掌控权。这对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交政策执行者拥有了统一的声音，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进步党在议会中预计将获得约70%的席位，这在民主制度下的政党中十分罕见。尽管这可以解决塞尔维亚在外交政策领域面临的一些问题，但也可能被视为向独裁专制方向转变，因此，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需要多加考虑。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尽管采取了措施，但疫情将对塞尔维亚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预计GDP将下降3%。这不仅将影响到塞尔维亚采取国际行动的能力，还会将注意力从外部转移到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年初的外交政策展望得出的结论是，2020年塞尔维亚的前景看起来有些黯淡，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使局势更加严峻，并给未来发展带来了挑战。美国和欧盟没有逐步地重启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对话，而是提高了它们的期望，并营造出某种紧张氛围，这将使塞尔维亚陷入困境。应对这种事态发展不仅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和快速的外交政策选择，还需要充分考虑国内情况，以免在内部造成问题。尽管这种紧张局面也可能使塞尔维亚获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然而，鉴于美国和欧盟都支持科索沃独立，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在这方面，塞尔维亚很可能对各种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愿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因此，科索沃的政治局势似乎有利于塞尔维亚，为其巩固国内新现状并尝试在大国面前更好地展现自己提供了时间。另一方面，黑山的局势似乎在迅速恶化，可能导致塞尔维亚更多地参与。更多参与具有干预黑山内部事务的风险，但来自塞尔维亚内部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其采取行动，这不仅对黑山的局势不利，也对塞尔维亚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不利。目前，与黑山就“迷你申根”（Mini-Schengen）进行合作的想法似乎很难实现，甚至无法尝试。2020年下半年，塞尔维亚外交政策将受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严重制约。塞尔维亚在外交政策方面将尽可能避免大动干戈，防止其立场进一步复杂化。如果这个方法被证明有效，并且使局势（主要是国内局势）得到稳定和改善，那么2021年塞尔维亚的外交活动将会比2020年更积极、更有效。（作者：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IIPE；翻译：高贺初盈；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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