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志佳，日本立正大学经济系教授。1984年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88年留学于美国SETONHALL大学大学院，199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中国的企业制度等领域。著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前线》2014/3、《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特征：与ASEAN的比较》2013/11、《中国汽车企业进军海外的模式和战略》2014/7、《中国IT产业的竞争力》2014/4等几十部学术著作。

日前，本报记者就中国对外投资领域的现状与问题采访了苑志佳教授。

记者：据贵校官网介绍，您最近在从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调查和研究。能否请您谈谈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

苑：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曾在2010年超过日本，但后来又被日本反超。现在基本上处在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位置，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直接投资国之一。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引进的资金和对外投下的资金有很大一个缺口，也就是进来的很多出去的很少。而到了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356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额首超引进外资额，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各企业有自身的考量

记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国家？

苑：中国境外投资地区偏向性很大。从存量上来看，亚洲占了八成，独占鳌头。对象主要是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国家或地区。其次是拉丁美洲地区。这两个区域的投资占去了总投资的90%以上。

最近人们常提起“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投资的确偏向于“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一带一路”这个提法本身带有很强的政治和外交的色彩。如果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说我对此是赞成的，因为存在着一个TPP的问题。众所周知,TPP明显地带有排斥中国的倾向。虽然特朗普政权已经表明不参加TPP了，但下届美国政府持何种态度还无从知晓。TPP是以太平洋沿岸为前提所设计的制度框架，而由中国设计的“一带一路”是我另辟天地，没有必要在这跟你硬碰硬。会下围棋的人应该知道腾挪是什么概念，而“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腾挪意义，所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为亮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尽管对当地的经济和就业帮助很大，但也引来一些诸如输出产能的非议，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去排解。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总的来说所占比重不大。从投资存量上来看，对发达国家投资只占到对外投资总量的一成左右，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手笔越来越大。不投则已，一投则金额非常惊人。

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看，一个企业要去国外投资，必须要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即所谓竞争优势理论的主张。我很感兴趣的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优势上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依然到美国、欧盟这样的发达国家投下巨资。对这种现象，用经济学传统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不通。刚才说过，竞争优势理论在这个领域里是主流理论。举个例子，中国的汽车产业规模非常巨大，汽车市场已经是世界最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到日本来投资设厂呢？

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汽车企业眼下跟丰田和本田这样的强劲日本对手竞争不过。刚才提到的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大手笔收购外企，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通过收购，把自己不具备的竞争优势收归己有，并用来作为海外市场竞争的有利条件。我把这种投资称为战略资产获取型投资(StrategicAssetSeekingFDI)。

记者：记得中矿联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曾表示，在2007年-2012年“矿业热”时期，大批非矿企业及地勘单位纷纷“走出去”投资海外，然而教训惨痛，大概有80%的失败率。

苑：据我所知，不只是矿业，其他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失败率都比较高。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你要买收别人，好的资产人家不卖。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把日本丰田买下来如何？而它肯定不卖给你。如果是投资欧美的话，他们的产业和资本市场已经很成熟，本身效率是很高的了。外国人跑来想要挣钱，初期大部分是妥妥交了学费，但这个学费很难免掉，吃一堑长一智嘛。但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变化，有很成功的例子。当时海外资产价格跳水，中国企业发挥决策快的优势，加之对海外市场也日益了解，全球范围抄了不少底。特别是在欧洲，很多经营了好几代的家族企业，是以很低的价格收购来的。比如吉利收购沃尔沃，大家都认为很成功。2010年，中国汽车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从沃尔沃的母公司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并获得沃尔沃轿车品牌的拥有权。沃尔沃是世界汽车行业里的老铺企业，多少年都在搞汽车，其开发团队很强。现在中国企业有钱了，买设备不成问题，多少钱都买得起。但是培养一个有能力的技术人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我认为像吉利这样，把看不见的战略资产买过来是非常聪明的海外战略。

当然和日本美国这些老牌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比起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还很短。过去更多的还是引进来。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招商引资，而我们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要走出去，所以这个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不可避免。

记者：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国企，亏损巨大。除了历史客观因素外，有人分析中国国企在海外巨额亏损层出不穷，根源在于国企决策者在国内市场养成不按法律和合同办事的习惯。

苑：这里面掺杂了外交和国家战略方面的因素。比如印尼高铁项目投资谁都知道是不赚钱的，商业目的不值一提。还有被媒体批评靠政治过硬拿订单、在合同面前讲政治不讲法律的中国铁建，在沙特麦加轻轨项目上巨亏41亿元事件，如果单从商业价值上讲，亏得一塌糊涂。但是这件事做得有没有价值？我觉得站在国家战略层面，价值是有的。刚才提到的印尼高铁项目，大家知道日本一直想要拿下这个项目，被中国拿下后日本很失望。在东南亚我做过不少调研。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比较亲日，一般老百姓也亲日，而对中国的感情比较复杂，所以在这方面也要做一些事情，要是什么都不做只为了利润，恐怕很难改变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当然你说的那种情况也有。比如中国国企在国内市场上养成了先以超低价投标，中标后再以工程要挟业主涨价的习惯，中国国企美其名曰“项目二次经营”。这种潜规则在国内乃至中东、非洲等地都似乎颇为成功，但在像欧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却很难行得通。中海外在波兰就为此遭遇了17亿的损失。

记者：您对中国企业在收购日本企业方面，怎么评价？比如联想收购日本NEC，海尔收购三洋集团的电冰箱，美的收购东芝的白色家电……

苑：我觉得海尔做得不错，把三洋收购过来后并不打算主打日本市场，海尔把三洋的品牌拿到东南亚作为主打市场。在菲律宾、印尼，当地的消费者比起海尔更信三洋。这个现象就像拧毛巾里的水似的。在这里，我把毛巾里的水比喻为战略资产。以前是发达国家企业把毛巾的水分柠走了大部分，现在轮到中国企业来拧了，海尔就是这样。而且这样做的企业不只海尔一家。上海汽车通过并购南汽把罗孚汽车变成了自己的品牌之一，它不在英国主打，而是把罗孚品牌放在泰国主打。在东南亚汽车市场上,完全从一个零品牌打起的话太难了。东南亚是日本车的天下，街上跑的全是日本车。而上汽利用罗孚的品牌影响力打进东南亚市场可能会是一个聪明的战略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认为收购日本的家电业务是提高品牌号召力的捷径。每当日本企业出现经营问题，最先作为买方出现的经常是中国企业。美的集团通过收购东芝的一部分业务不仅可以获得白色家电业务本身，还可以在今后40年里使用“TOSHIBA”品牌在全球销售。对于品牌实力相对逊色的美的来说，可谓求之不得。

近年来，民企对外投资大有超过国企的势头

记者：从整体上看，国企投资的比重占多少？企业走出去，除了赚钱，它还有什么目的？

苑：从整体上看，近年来国企的投资比重在下降，民企在上升。对欧洲的投资额流量已经是民企大于国企了，但是存量上还是国企大，因为国企做得比较早，民企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跟进。从流量来，去年民企明显大于国企。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为了获得经营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我把这些通称为直接投资领域里的战略资产。首先，企业对外投资的终极目标当然是利润。例如，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部门，借力IBM品牌力度获得全球营销网络。美的收购东芝的白色家电，弥补了在核心技术上的空白，把东芝在电子控制领域的技术应用到家电智能领域，提高美的国际制造水平。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是因为直接用中国品牌打美国食品市场很难，但是把史密斯费尔德买下来了就不存在难不难的问题了。它的流通渠道早就有上百年了，管理体制还在。所以，我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除了利润追求之外，获取国外的战略资产，并以此赢得将来的市场这一目的更加重要。

谈及中日企业之间并购，主要是双方缺乏信誉度。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不动产，有两大案例。一是上海的豫园商城以183亿日元（约合9.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北海道的星野度假村；二是中国安邦保险集团正在洽谈购买日本住宅物业资产，总价高达23亿美元。这两个大型的不动产收购案，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企业都不是直接从日本所有者的手中购买这些不动产，而是向美国的黑石基金公司买的，多花了很多钱。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在乎谁当子公司的老总，但自己一定掌握公司的核心位置，比如说财务总管。海尔在美国南卡来罗纳州的海尔工业园，以及它的纽约北美总部，其负责人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种经营手法日本企业是不会考虑的。日本企业在海外的子公司里绝对是日本人作总管。

记者：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在西班牙投资失败了。2014年，万达集团以2.65亿欧元买下了西班牙大厦，打算改建但受阻。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会遇到不可测的因素导致失败。

苑：媒体和公众对失败看得比较多，对成功则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媒体关注的都是大企业，小企业没人去关注。我去意大利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吓了我一跳。温州人几乎把米兰的一个地区都买下来了。意大利最有名的行业之一是皮鞋制造业，很多工匠开的都是小作坊式企业，但是现在这些工匠都高龄化做不动了，但技术还在，温州商人就把它买过来，开始大量生产。用意大利的工匠技术，在意大利生产。这种现象非常有意思，它不是大企业，而是一家人或几家人一块儿投资。这种小规模投资很少有人去关注,但意义很大。

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也不小。就比如你提及的万达集团。万达集团在国内经营非常成功，但到国外就不一定了。到日本投资也有市场风险，日本是最难进的市场。不光是中国，其他发达国家投资日本的成功先例也有限。因为日本市场太精致，消费者太刁，东西不好他不会买你的，换句话说日本的消费者水平高。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政治、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的风险。第一是政权的更迭问题，王健林购买西班牙大厦时，西班牙遇到选举；第二有关现实问题就是法律程序问题，法律程序在中国和国际上还是有一定差距，尤其是西方；最后一个一定要关心这个地区经济状况。如果经济状况出现问题，他们会仇外，心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并购案的正常进行。

日本对中国投资减少，主要是在于成本

记者：中国商务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对华投资（除金融以外）为32.1亿美元，同比减少25.2%。这是连续第三年负增长。

苑：我认为这很正常。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投资不会管政府友好不友好。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成本，现在成本一下子高得太多了。特别是土地价格，以及人件费，与20年前的中国不可比。劳动集约型的产业现在很难在中国做了，如果当初的投资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话，这种企业就很难维持了，所以从中国往外转是很正常的。日本就把一部分企业现在逐渐把投资重心，转移到东南亚各国。

但是，中国的朝阳产业或发展前景巨大的行业对日本企业而言绝对极具魅力，比如汽车、电子、机械行业。试想有哪家日本汽车企业，能对比日本本国市场大5到6倍的大市场视而不见呢?

记者：这是不是与中国的相关政策，比如税收政策不稳定有关？

苑：外资不是不知道中国的相关政策。以这个为借口说不投资了，纯粹是媒体在瞎说。如上面所讲，成本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内行人应该清楚，那就是投资和国家的收入水平是有关的。根据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个国家在贫穷的阶段虽然成本低，但是没人去投资，因为市场小、没有购买力；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后，外资就进来了；在国民收入上升期时外资进来会越来越多，但是上升到一定的阶段后，由于成本增加、市场饱和等原因，外资就会开始减少，而本国企业出去投资的企业开始增加。按照这个理论中国已经基本上接近外资进入与减少的临界点了，再期待外资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大规模的进来，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

中国企业，缺乏的就是匠人精神

记者：最后请谈谈您最近在研究或关注哪方面？

苑：对外投资也是近几年开始关注的。我对好多产业感兴趣，比如最近关注模具产业。目前，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意大利这六大模具制造国的模具产值占居全球的绝对地位，中国的模具产值是世界之最。我去印度和巴西做调研，那里的厂家都在买中国的模具,因为中国制造的模具性价比好。但是在高端模具领域，中国仍然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中国的模具也出口到日本，因为模具很贵，一个车门的模具要几千万。金属加工方面，模具是最核心的技术。之前中国国内的汽车做得不好看，就是因为模具不行，最差的时候关门关不上。日本的东西做得精致，也是模具产业发达的原因所致。模具号称机械产业之母。

从数据统计和个人观察来看，中国和日本在模具产业的差距不在硬件上，而是软件，即人的经验、手艺、判断能力这种软件。模具的前期制作都是靠各种设备、机床来做，中国企业现在有钱了，高价的精密设备都能买得起了，但是一个模具最后的加工程序必须由工匠去调去磨，这些都是手工作业，机械没法代替。一到这个环节我们的企业与日本企业的差距就出来了。日本的模具企业里中小企业居多，许多小模具企业的创业者干了一辈子模具，本身就是超一流工匠,日本的模具工匠人数众多，远超我们的工匠人数。

而中国的工匠精神太差，日本好多做模具的工匠要完全独立需要20年以上，中国企业常常没这个耐心。我最近两年都去印度做调研，印度在模具产业的技术上追得很快。中国一个不小心，将来会被印度超过的可能性都有。2006年我第一次去印度时，印度还什么都不是，去年却发现他们已经自己能做比较复杂的模具了。究其原因就是，印度有一大批民企在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产业。